蔡仲德先生的音樂美學著作——《中國音樂美學史》(以下簡稱《史》著)洋洋六十余萬言,記載、編纂、建構、評述了中國三千年的歷代樂論文獻史、音樂美學思想史。這是一部值得理論界關注的有關中國音樂美學史方面系統,詳實的專著。
蔡先生在他的《史》著的后記中說:“這部書稿傾注著我的生命,我在其中思考著音樂、文化、宇宙、人生”、“……人創造文化,文化也創造人,要實現人的現代化,就要發展教育,改造文化,實現文化的現代化,包括人文科學,美學藝術的現代化。”作者的這些言語真實地表達了一位中國學者治學的理想和期望,同時也表明了作者傾心著書的本意。
1990年人民音樂出版社還出版了蔡先生的《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上、下冊,共五十三萬言。這樣蔡先生就以他的《史》著為主體,以《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為羽翼,構成了他的中國音樂美學史的建構和體系,這對建立、完善中國音樂美學史科學體系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意義。
筆者因教學、科研的需要,并以《史》著作為研究生課程的教材,故而比較認真地學習、研究了這部著作。現僅就《史》著的兩個基本學術論題——《史》著的建構體系以及《史》著在評論中國音樂美學思想、理論方面的重要的具有學術、理論意義的新觀點、新見解簡要地作一些學術性的介紹和討論,以期促進理論界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為建立、完善中國音樂美學體系提供研究性的借鑒。
一、關于中國音樂美學史的建構體系
蔡先生的《史》著明確地提出中國音樂美學史的對象是中國古代見于文獻記載、表現為理論形態的音樂審美意識和理論。它們包括一、中國古代各個歷史時期的思想自成體系的音樂美學專著;二、諸子百家的“子書”及后世文集中的有關論述;三、儒家經典及其他經典中的有關論述;四、二十五史中的樂志、律志;五、西漢以后的音樂諸賦;六、宋元明清的琴論、唱論(含曲論)等等。
《史》著并將以上的史料內容編排和劃分為音樂美學史的五個時期:一、萌芽期,即西周末至春秋末(孔子之前),即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二、百家爭鳴時期,即春秋末年至春秋戰國末年,即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三、兩漢時期,即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四、魏晉至隋唐時期,即公元3世紀至10世紀;五、宋元明清時期,即公元10世紀至19世紀(鴉片戰爭前)。以上是《史》著的基本建構框架。
這里值得研究的重要學術問題是關于中國音樂美學史的歷史分期問題。 其一、《史》著明確肯定地認為中國音樂美學史萌芽期是西周末期至春秋末期。萌芽即起源,這是任何史書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具有很強的學術性。《史》著持此學術觀點的依據是《尚書》、《易傳》中有關的若干理論形態的音樂美學思想資料,雖然分別涉及原始社會虞舜、夏禹至西周時期,但它們實際是出于后世儒家之手,故而不足以說明西周前的音樂思想狀況。因此,《史》著根據資料記載情況,明確認為中國音樂史的萌芽時期是在“西周末至春秋末”,即公元前8世紀上半葉至公元前6世紀下半葉,“一部中國音樂美學史只能從此開始”。 其二、科學的歷史分期必然體現歷史資料內容的內在聯系,以及形成歷史分期的外部社會背景等因素,這是《史》著分期的基本原則,F以《史》著的萌芽期為例來說明:《史》著認為西周末到春秋末是中國歷史由奴隸制到封建制過渡的大變動時期,這是歷史的外部背景和特點,《史》著將反映這一時期歷史特點的史書《國語》、《左傳》中的虢文公、史伯、眾仲、谷阝缺、師曠、季札、醫和、子產、晏嬰、單穆公、伶州鳩等人的論樂語錄加以精選,分別按音樂美的構成(共二段樂論)、音樂與自然的關系(共八段樂論)、音樂與社會的關系(共七段樂論)、音樂的審美準則(共四段樂論)等四個方面加以精心的安排,并在本章最后的結論部分將以上的樂論明確按以上四個方面加以歸類,表明作者既希望充分體現中國音樂美學的民族特色,又希望將它們納入現代意義音樂美學形態的規范。這也是著作者在美學結構形態方面的嘗試。 其三、歷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1990年出版的《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筆者認為這是我國目前比較集中系統的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輯錄,它確保了《史》著系統的建構體系。 其四、《史》著的每章節均按概述、(歷史背景、史料問題、學術思潮)史料及作者介紹、史料評述、結論(概括歸納史料的內容,小結作者對史料的評述的學術觀點)的建構形式而展開其論述。其中對史料評述部分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也是《史》著主要的部分。每章節的樂論小標題,作者均運用了能反映該樂論核心思想的精煉的語句,簡明地表明本章節樂論的內容,例如“虢文公的‘省風’說”、“史伯的‘和同’說”、“醫和的‘中聲’、‘淫聲’說”、“審美準則——思無邪”、“聲音之道可與禪通”等等。這種做法使讀者在讀其幾十萬字的《史》著時既能抓住其理論要點,又便于記憶歸納,同時,這種做法也以精煉,簡要的標題建構了《史》著的基本框架,這是作者在著書時在結構體系方面的精心安排。 總之,《史》著以系統、詳實的特點勾勒出華夏民族的具有東方民族特色的音樂美學體系。《史》著本身既有清楚分明的框架結構,又有豐富的樂論內容,既有評論,又有概括性的美學思想觀點;既體現了現代音樂美學的形態結構,又體現了中國音樂美學的民族特色;既有評論,又有爭鳴。應該說,《史》著對建立中國音樂美學史的科學體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