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無哀樂論》的哲學基礎是二元論，這是《中國思想通史》、《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以及諸多的中國古代音樂史教科書中所共同肯定的觀點。而《史》著卻對這個幾乎成為定論的案例進行了徹底翻案和辯解�！妒贰分�認為“心之與聲明為二物”，是強調“心”、“聲”的區別，“聲”是客觀的東西，“心”(感情、哀樂)是主觀的東西，二者不能混同，他不涉及來自一個本原還是兩個本原的問題。嵇康在其他文章中有“元氣陶鑠，眾生稟焉”之說，認為“元氣”是萬物本原，也是“心”與“聲”的共同本原，這明顯是一元論而不是二元論�！霸獨狻焙�陰陽兩個對立面，是原始物質的基礎，它孕育萬物、產生萬物，這是樸素唯物論而不是唯心論。嵇康提倡“求自然之理”，并未虛幻地設想出什么“最初自在的存在”，而恰恰是要反對各種“欲神其事”、“推使神妙難知”的做法，提倡實事求是地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也沒有想要“以意識來否定存在”，“以強調主觀來否定音樂的客觀性”，而恰恰是要強調音樂的客觀性，證明它是獨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一種客觀存在。這同時也說明《聲無哀樂論》的哲學基礎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 《史》著還針對其他有關著作的學術觀點作了爭鳴，在此不作一一評價。

　　此外，《史》著還有許多新鮮的論語和觀點，因篇幅的關系，現不作具體評價，只將筆者認為比較重要和突出的內容以資料索引的方式加以提示，以供讀者在閱讀《史》著時的參考： 關于“陰陽五行思想與禮樂思想”(67頁);關于“新聲”、“平和”(72、74頁);關于“鄭聲”與“鄭風”的關系(96-97頁);關于“群”(104頁);關于孟子音樂思想的不足(126-127頁);關于“無為而治”(136頁)、“音聲相和”(138及145、146頁)、“象罔”(172-173頁);關于荀子高于孟子(187-188頁);關于《周禮》成書的時間問題(250頁);關于“天人合一”(343頁);關于《聲無哀樂論》的結語(539-548頁);關于音樂與政治的關系(546-547頁);關于《溪山琴況》24況是否構成美學體系的研究(721頁);關于古琴藝術、文人音樂(739-740頁)等等。

　　以上列舉之索引僅是筆者在學習、使用《史》著中的感受與體會，不一定全面，在此請教于學界。特別要指出的是，筆者以上所列出的索引并非認為《史》著對這些學術問題都是科學的論斷，而是認為這些研究有其“新”和“特”的意境，它與是否真理不能完全劃等號。筆者還認為，《史》著中有一些學術見解不一定是正確的，或不完全正確的，或者有待商榷。現舉一例：在“《溪山琴況》與中國傳統文化及美學的特點”一節中，《史》著有以下言論：“準確地說，以禮為規范，以中庸為準則，以中和平淡為美，不是中國文化、中國美學的特點，而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及其美學的特點，亦即農業社會文化及其美學的特點……”，“不論這傳統文化，美學多么頑固，我們都必須對它進行徹底改造”，“至于古琴藝術……它已在衰亡之列，人為的努力可以延長其壽命，卻不可能挽回必亡之勢……使之成為博物館藝術�！边@些言論筆者認為似有商榷之余地�！岸Y”、“中庸”、“淡和”、“古琴”恰恰是中國古代文化、音樂、美學思想的特點，對這些封建社會文化及其美學進行改革，吸取精華，去其糟粕是必要的，但“徹底”否定這些，那么中國文化的東方特色如何體現?民族特點在哪里?類似這些問題，孰是孰非，只有讀者在閱讀《史》著中自審自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