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費城交響樂團來中國的時候有著特殊的意義。正如那天我開玩笑時說到的：我很感謝你們樂團的音樂家，中國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1973年，完全是一個特殊的環境，我們當時只有樣板戲可看，沒有任何的音樂會可看。當時費城交響樂團來北京的演出對很多人而言是一個特別的回憶�，F在費城交響樂團中還有九位音樂家是當年來過中國的，當年是小伙子，現在都是老人了。所以，我們說對文化的互相了解是最重要的，尤其像音樂，音樂是一種超越了宗教、語言、種族的特殊語言，經常被大家用做“橋梁”來進行文化交流。費城交響樂團當時來的時候，發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一開始讓他們來中國演出，很多團員緊張得不得了，因為那時候美國對中國的了解遠遠少于今天，他們找到了一種交流的手段——音樂，除了音樂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文化，譬如飲食文化。當時的美國政務官在跟尤金·奧曼迪(Eugene　Ormandy)大師交談的時候，奧曼迪說：我堅決不吃中國飯。我來中國演出，我太太帶著烤面包機。在中國兩個禮拜的巡演過程中，我只吃我太太做的烤火雞胸三明治，其他我一概不吃，我肯定不吃。美國的政務官就跟他說：我覺得你最好還是學會吃中國飯，因為在中國很多事情是在飯桌上完成的，所以你要了解中國的文化，你要想跟中國人交往的話，必須學會在飯桌上跟中國人打交道。他就說：那我也不吃，在飯桌上我也是吃三明治。他是一個非常倔的老頭，但是吃了第一頓中國飯以后，從此再也不吃那個三明治了。到走的時候，他甚至不想走了，頓頓吃中餐。所以說，文化對人的打動可以通過各式各樣的文化表現來實現。 

　　音樂也是同樣的情況。當年奧曼迪大師說：我要演貝多芬第五交響樂和第七交響樂。有人告訴他說：對不起，中國政府希望你演貝多芬第六交響樂。為什么呢?第五交響樂是命運交響樂，第七交響樂是無標題交響樂。當時我們的政治環境特殊：命運交響樂有宿命論，不能演;無標題也是資產階級思想;所以一定要演第六，因為第六交響樂是田園交響樂，歌頌大自然。當時我們的意識形態可能是這種情況。但是奧曼迪說：對不起，我憎恨貝多芬第六交響樂，我非常厭惡這個交響樂，我實在不想演。你讓我演第三、第五、第七交響樂都行，就是不演第六交響樂。結果美國的政務官就給他做工作。我覺得很有趣，他最后說服了大師，他們在北京成功地進行了貝多芬田園交響樂的演出。

　　音樂與文化要相互尊重

　　音樂超越了國界，當然這里面也有一個音樂和文化相互尊重的問題。我在梵蒂岡演出，也遇到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到底演什么合適?當時在做方案的時候，我就提出來我們應該演莫扎特的《安魂曲》(Requi　em)，返場的曲目應該演中國的《茉莉花》。很多人，包括領導和各方面的同事都問我為什么?我說有兩點原因：第一，作為音樂工作者，我們是去進行一個特殊的歷史性演出，而民間的文化交流演出要突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文化間的互相尊重。對于教皇本篤十六世(PopeBenedi　ct　XVI　)本人和梵蒂岡，很多人可能不十分了解。本篤十六世除了是一個宗教領袖以外，還是一個大學者，一個音樂愛好者，尤其對于莫扎特有精深的研究。第二，我們對梵蒂岡的文化應該有一種尊重。你對別人的尊重也會換來別人對你的尊重，這是特別重要的事情。把《茉莉花》作為返場的曲目，是因為它是唯一的一首被西方人用在《圖蘭朵》(Turandot)里邊的樂曲。結果證明，《茉莉花》受到熱烈的歡迎，我從來沒有見過外國文化如此這般徹底張開懷抱歡迎中國的旋律。

　　我覺得，從藝術層面來說，很重要的一個事情就是怎么來面對文化對話的問題。我們對文化的尊重和文化的互相理解很重要，因為很多事件都是由于文化誤讀造成的。文化誤讀會造成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很多的麻煩，所以文化間的溝通尤為重要，尤其在資訊這么發達的今天，我們應該更多地以一種寬容、包容的方式，以一種更為尊重對方的方式來進行文化交流。當你的寬容和尊重被對方接受的時候，他也會以同樣的寬容和尊重來對待你的文化，這一點很重要。在文化的品位分析、思考力和辨別力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要探討、要分析，我也希望接下來能夠跟大家分享這個過程。

　　在這個問題上，我有幾個小小的經歷跟大家分享。我們很多時候多多少少把娛樂和文化混淆起來，但是娛樂和文化是不同的。娛樂畢竟是大眾群體的。可能有些文化我們現在把它歸類為小眾的，但是小眾的是不是我們需要的呢?剛才有朋友問我怎么看待和對待交響樂的遠景，交響樂會不會有一天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我說這個不好回答，交響樂跟喜聞樂見是否會融為一體，我不敢回答。但是我有信心，通過我的工作，能夠讓更多的人喜歡交響樂，聽交響樂。我們應該多做一些引導工作，這應該是很有意義的。社會是需要引導的，不能單純地迎合。舉一個可能不恰當的例子：小孩子天天想吃麥當勞，這是他們最喜聞樂見的事情;但是做父母的要引導他，告訴他營養要均衡，應該吃什么，不應該吃什么。這就是引導和迎合的區別。不可能無限制地讓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在文化上，它可能影響到一代人、兩代人，甚至今后我們的社會結構。

　　音樂是文化的一種，交響樂、歌劇、藝術歌曲等音樂活動，能夠讓大家提升精神。對于我個人來說，我認為對精神生活的需要要遠遠大于對某些物質生活的需要;當然你可以說物質生活也很重要，但是講到生活的意義就很單一了，其中的人生追求就會很少。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藝術會被商業所利用，或者說是運用，也沒什么不好，但是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到底追求什么?對此，我們自己要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概念和定位。作為音樂工作者，作為文化工作者，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在這么一個偉大的時代，為改變世界對中國的整體觀念做我們的工作，尤其是讓全世界了解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了解。我相信，在各個領域，讓別人了解我們對世界文化的了解，都是很重要的。我們要用一種國際性的語言，大家都能聽懂的語言來進行溝通，闡述我們的觀念，在文化的平臺上應用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式。比如說，安排《牡丹亭》和蒙特威爾第的作品同時演出，讓大家看到了同一種音樂形式，對中國文化會馬上肅然起敬。因為大家由此得以了解，在16世紀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了這么一種完整的音樂和戲劇的形式展現在舞臺上，和最早的歐洲歌劇幾乎是同步的。另外像京劇的發展，必須要推陳出新，把原來傳統的方式用新的理念推出，就是把京劇推向世界。

　　我覺得還是應該以一個國際性的方式去宣傳中國的理念、中國的文化。今天的這一代人，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去向全世界介紹中國，介紹中國文化，這是很重要的。

　　今天講到冠軍這個話題，我認為各個領域的冠軍都是佼佼者，但是冠軍絕不意味著比賽中的較量，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社會責任。每個冠軍的誕生一定都是勤奮務實的過程。我希望每個冠軍都能夠真正配得上這個時代，因為這個時代是個特殊的時代。我自己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成長在70年代，80年代因為改革開放，有機會出國去念書，90年代又回到國內創業。我們經歷了所有時代，真正感受到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也真正體會到我們有機會在不同的文化平臺上進行交流。我希望我們能夠對得起這個時代，更好地在這個特殊的時代里為國家和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