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是作者所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的姊妹篇。中國音樂史學界以一個個文案專題連綴構成通史的敘事方式，據筆者所見，《簡述》作者是第一人。早年在初讀作者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時，對這種敘事方式頗不以為然。以為它缺乏史學著作應有的史學邏輯，是一種通俗讀物。經年以來，筆者曾一直將其作為考研學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考試輔導教材。十度寒暑，十度研習，漸漸感受到這種敘事方式有著一般通史著作所缺乏的活力。因此當讀到《中國近代音樂史簡述》時，對這種敘事方式感到分外親切。在筆者看來，這種敘事方式一個最大的優點在于“以點敘事”，可以鋪陳自如，揚長避短;由此也便于出新、出彩。一個學者的學術經歷是有限的，其對于歷史的體驗也并不能面面俱到，遍地開花。我們所尊重的黃翔鵬先生為了研究成果的系統、創新，竟然終身未敢涉足通史的寫作。這種嚴肅的治學態度堪為后世楷模。但如果作“以點敘事”的文案連綴，黃先生或許也能產生他的通史性著作。大概黃先生最后也悟到了這種機緣，他的《樂問》事實上已搭起了改變歷史敘事方式的框架，奈何身體已不如愿，已然是壯志未酬!巧的是黃先生1990年曾書寄 《簡述》作者，感言《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的寫作。蒙作者惠寄這封遺墨，我們可以體味黃先生當年在閱讀《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時的心跡。黃先生稱“此書不擺歷史著作的架子，不走老路，有心得，能反映近十年來音樂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決非閉門造車者所可望其成績也。” 的確，這種敘事方式的構建，一定經歷了再生先生的經年砥礪，才得以確立。在與再生先生的學術交往中得知，他所確立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的敘事方式主要借鑒傳統史學體裁中“紀年體”與“紀事體”的寫作方式而形成的;而在《中國近代音樂史簡述》中的敘事方式則更多借鑒了“紀傳體”的傳統史學體裁與紀言的敘事方式形成的。于此，我們看到通古于今，廣為吸納國學精華，成為作者在《簡述》中實現創新實踐的活水源頭。《簡述》所延續的這種歷史敘述方式，可以將學者體驗最深的歷史事象，凝練成篇;更可以發揮作者的理論文采，以吸引不同層次人的閱讀興趣。捧讀《簡述》，每每為作者頗具文采的論述和引述史料之精當所感嘆。例如：“李叔同條”的開頭寫到：“李叔同的一生充滿著否定之否定的自我之變，少年風流倜儻，青年為人師表，中年循入空門，晚年天心月圓。”結尾則引趙樸初先生的詩“深悲早現茶花女，勝愿終成苦行僧。無數珍奇共世眼，一輪明月耀天心。” 用當代學人的恰切評說作結，勝過多少語言的歸納，讀來讓人耳目一新。《簡述》在敘事方式上中表現出的這些特色充分說明，史學著作個性化的體現是以學者的知識結構、學術經歷、文化涵養、精神氣質等的綜合基礎為條件的。作者在中國音樂史史學著作敘事方式上實現的創新，為音樂史學符合時代特點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鑒的經驗。因此，從史學理論研究的視角來看，《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簡述》的敘述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

　　三、知識內容之新

　　在“史學觀念”、“歷史體驗”、“敘述方式”出新的基礎上，《簡述》實現了知識內容之新。作者吸納前人研究成果，加之自身的體驗、探求，構筑了近代音樂史“新見知識看點”已有33項。諸如《簡述》所稱“登州文會館成為我國第一所教會大學”，該條介紹了“決心將生命獻給中國”的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于1882年創立該所私立教會學校的歷史貢獻，并將其稱為中國的“哈佛”校長。而留存于1904年編輯的《文會館志》中的“唱歌選抄”，則標志著中國學堂樂歌的濫觴。事實說明近代最早編創“樂歌”的群體正是登州文會館接受了西方文明教育的本土青年學子。 又如《簡述》為音樂文學家韋瀚章、易韋齋、龍榆生立傳亦屬新見，反映出作者對近代藝術歌曲內容與形式創造的全面關注。作者深刻地感悟到“國立音專開辟了一條重視音樂與文學結合的優良傳統，……這是提高音樂專門人才文化素養的重要途徑。”

　　此外還不能不提到《簡述》所附一批過去難以聽到的音樂作品約計23首。如19世紀末的學堂樂歌《賞花》、李惟寧作于1934年的重要愛國歌曲《玉門出塞》等。這些音響資料的開掘，對于近代音樂史的體驗無疑將產生深遠地影響。關于如上這些具有創新意義的近代史學知識點，作者是吸納了孫繼南、陳聆群、韓國鐄、俞玉姿、馮文慈、張靜蔚、劉靖之、李巖、張己任、黃旭東等一批近現代音樂史研究者新成果而形成的。據《簡述》附錄所記，引用當代音樂學家文獻索引的人名已達68人。作者還對所引音樂學家的主要學術成果予以介紹，反映出他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良好學術風范。

　　如上這些看點無論對于初學者，還是深入學習者，或者是研究者都具有深深地吸引力。應當說這是《簡述》落到實處的巨大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