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還不僅于此。英國的藝術資助體系以英格蘭為主導，而英格蘭的藝術資助體系又以倫敦為主導，這一現實也引發了一系列曠日持久的爭論。例如，人們會質疑，“用以資助藝術的資金來自全國納稅人繳納的稅金，英格蘭、倫敦憑什么享有優待? ”另一個引起廣泛爭議的話題是，英國是否應當拓寬藝術資助基金的來源?有人認為，資助文化藝術的發展是政府的責任，責無旁貸。而有些喜愛藝術的富人會出于喜好提供促進藝術發展的資金，建立特殊的資助項目，為藝術家和藝術團體提供各方面的保障。第三個引起熱議，同時也是從一開始就備受關注的話題是，應當把資助資金投入到大眾藝術( art for everyone ) ，還是精英藝術( best art )?全國人民都是納稅者，如果用這些稅金資助的藝術項目只是為了創作出讓精英們欣賞的藝術作品，受益者只是那些接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這合理嗎?

　　英國藝術資助史是一部爭論史

　　“面對眾多爭議，何去何從?必須回頭審視歷史。追本溯源會發現，這些問題從藝術資助體系建立之初就已經存在了。 ”這是長期擔任藝委會的顧問，并直接參與過許多問題爭論的班納曼得出的結論。他介紹，英國藝委會建立于20世紀40年代，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時不叫“藝術委員會” ，而是稱之為“音樂與藝術贊助委員會” ( The Committee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Music and the Arts，簡稱CEMA ) 。

　　“有趣的是， CEMA的建立始于教育委員會，我們曾經為讓藝術機構脫離教育部門，獨立門戶而奮斗了許久，但藝委會的前身卻恰恰是在教育委員會的籌備下建立的。 ”班納曼介紹， CEMA的建立是由于處于戰爭期間的英國人民對當時的社會、文化極其不信任，內心掙扎異常激烈，而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容易獲得內心的安寧，藝術更是具有撫慰心靈的作用。關于CEMA創立，另一個讓人驚奇之處在于，它是靠一筆來自美國的捐助建立起來的，捐款來自由美國慈善家愛德華·史蒂芬·哈克尼斯( Edward Stephen Harkness )創建的“清教徒信托基金” ( the Pilgrim Trust ) 。由此，關于藝委會的職責的爭論就開始了。

　　其實，前內閣大臣托馬斯·瓊斯教授( Thomas Jones )意在通過CEMA提升國民在戰爭時期的精神面貌，同時也讓大量失業礦工有事可做。而CEMA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曾經擔任委員會主席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則持另一種觀點，他認為，委員會應當資助那些最好的藝術，而不是最普遍的藝術。“這種觀點在近年來又重新回到決策層的熱議話題中，因為目前英國的經濟發展形勢不盡人意。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已經爭論了70年，并且爭論仍然在繼續，只是不再將這一爭論擺上臺面。 ”班納曼說。

　　回顧過往，班納曼介紹，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藝委會中掀起了關于精英主義的討論，當時英國首相是瑪格麗特·撒切爾。藝委會受到了輿論攻擊，批評者認為藝委會的資助政策過于精英化，他們取消了一半的資助項目，并要求原先接受這些項目資助的藝術團體自己尋找私人贊助。這一時期，關于藝術資助政策的制定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到了90年代，藝術資助又迎來了一輪新的繁榮期，“彩票”成了藝術資助的重要方式。根據英國政府通過的國家彩票法案，彩票收入的一部分用于促進藝術、慈善、遺產保護、千年項目、體育事業的發展。“然而，這一政策仍然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因為大家覺得買彩票的大多數是窮人，他們很難通過彩票中大獎，所以彩票資助等于是用窮人的錢來資助富人，因為藝術主要面向的是精英階層，這是不對的。當時我也參與到這場爭論之中，至今我仍對那些唇槍舌劍記憶猶新。我們不可能修改政府決策，能做的只是盡力保證這些資金被用到最合理的地方。 ”班納曼說。他介紹，這些資金大多數被用在了場館建設項目上，比如翻新了皇家歌劇院，重建了薩德勒斯·威爾斯劇院，還有今年跨藝項目用以排練、表演的“空間”劇場(The Place) ，也是在彩票基金的資助下得以重建的。“薩德勒斯·威爾斯劇院是全國劇院劇場中最以舞蹈藝術為核心的一家，有如舞蹈創作的引擎。 ”

　　緊接著，又有新的問題被擺在了藝委會的面前：“藝術資助不應只關注個別地區，或是倫敦，也不應只關注特定階層。聯合王國，尤其是英格蘭，自中世紀以來一直深受嚴格的階級觀念的影響，所以這些新問題的提出所產生的壓力影響了藝委會的政策制定，甚至連藝術創作也受到了這些新觀念的影響……”班納曼細數著各種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