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力量是巨大的。我們記得某部作品往往會先想起它的主題音調。2006年，全國政協代表團應德國參議院和法國議會的邀請去訪問。在德國參議院的圖片展覽上寫著：議會大廈是建在作曲家門德爾松家族的宅基地之上。我在發言的時候先唱了幾句門德爾松小提琴協奏曲呈示部的旋律，結果是全場轟動、熱烈鼓掌，德國人非常高興，為他們民族的音樂和作曲家感到自豪。我們之間的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也向他們介紹了中國音樂，介紹了中國作曲家冼星海和他的《黃河大合唱》。鋼琴協奏曲《黃河》之所以成功，它的基礎是《黃河大合唱》的歌曲旋律和豐富的鋼琴技巧與樂隊配器。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美妙音調是來自中國的越劇，那蕩氣回腸的曲調，那如泣如訴的琴聲，沁人心脾，更加突顯了旋律的重要作用。《紅旗頌》則是《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歌唱祖國》三者的高度統一，是三者的交響化，配器豐滿流暢、與歌曲內容結合緊密，確為成功之作。《梁祝》、《黃河》、《紅旗頌》流傳了幾十年，演遍了中華大地，傳遍了全世界，在世界上樹立了中國交響音樂的品牌，是國之瑰寶，是代表中國交響音樂的經典作品。要高度評價這3部作品的成功。它們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因為它們都有美好動人的民族音樂語言。所以，要想創作出廣受歡迎、大眾喜愛、經久不衰的中國交響樂作品必須解決音樂語言問題，單純的音響堆砌是行不通的。現代技法要和美好的音樂語言相結合，音樂語言民族化是音樂創作取得成功的橋梁。

　　結構的力量是無窮的。結構是檢驗作曲家功力的重要標準。作品寫到一定程度能否更上一層樓，能否達到完美的境界，就要看作者駕馭結構的能力。在許多作品中，甚至包括已經廣為流傳的作品，也存在結構不嚴謹的問題，聽到這樣的地方往往會讓人感到不順暢，讓人聽著聽著就會“跑神”。有的作品中的某些章節不該重復的重復了，而應該重復的精彩之處反而沒有重復。結構的不科學，會減弱作品的力量，給作品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我們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黨的十二大以后，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高速度的發展也帶來高的資源消耗，長此以往會造成資源的枯竭。所以中央提出，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質量，走科學發展的道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是順理成章的。舉一反三，世界上許多事物的道理都相通，小至一首短歌，大至一部長篇交響樂，都存在結構問題，交響樂則更甚。提倡科學發展，就是要站在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高度，按照事物自身的發展規律辦事，就是要以人為本。音樂有其自身的規律，違反音樂規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音樂結構科學化至關重要。

　　20世紀后半葉，國際上興起了音樂寫作的一些現代技法，擴大了音樂技術的領域，豐富了音樂寫作的手段和作品的表現力，從而為國際音樂界所重視。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文化生活的日趨多元化，信息交流的四通八達，人們對音樂的要求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高了。當你參觀那美妙無比、精彩絕倫的上海世博會時你會感到驚嘆：世界是多么豐富多彩，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人們要求出新，要求得到更為豐富的藝術享受，是理所當然的。所以，現代技法的出現和蔓延并非偶然。隨著中國的開放，打開國門，這種思潮也必然涌入中國，而且來勢很猛，蔓延很快。一時間，人們在課堂上講的、會議上說的、作品上用的非現代技法莫屬，誰不如此就不夠時尚，就有保守之嫌。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形式為內容服務，技術為思想服務。形式與技術都要根據作品的思想內容來取舍，并不是技術越復雜越好。貝多芬曾說過：“去吧，向亨德爾學習，他能用簡單的手法獲得最大的效果。”

　　從世界范圍看，這種對現代技法的誤解使現代交響樂的創作走進誤區，走入彎路。幾十年過去了，現代技法的發祥地歐美等國至今也沒有出現過為世界所公認、為人們所普遍喜愛的交響樂作品。美國大都會歌劇院反映說：那些沒有好聽唱段的歌劇觀眾越來越少，有的著名交響樂團由于聽眾銳減而不得不宣布破產。科學技術的進步帶給人民以實際的物質利益，音樂技術的進步理應帶給人民更為豐富、更為美好、更受喜愛的音樂作品，而不是和人民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實踐告訴我們：脫離實際、脫離人民、脫離民族的土壤，違背音樂自身規律的作法行不通。中國的交響樂創作不能脫離中國的實際。現代技法中國化，音樂語言民族化，音樂結構科學化，是音樂創作的必由之路。六個字：

　　人民 時代 作品

　　作品反映了時代，時代選擇了作品。風起云涌的革命和抗日戰爭孕育了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

      聶耳沒進過音樂學院，從云南來到上海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中，深入到工人群眾當中，與工人群眾打成一片，創作了大量以工人為題材的革命歌曲，成為革命音樂的開拓者，一代宗師。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3歲時所創作的劃時代作品——《義勇軍進行曲》，已經光榮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1935年冼星海從法國歸來到上海后，創作抗戰歌曲，投身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從上海到武漢、從武漢到鄭州，舉辦抗戰歌詠訓練班、指揮訓練班，組織10萬人的抗日歌詠大游行。他義無反顧地投身于革命熔爐，投身于時代洪流，投身于人民懷抱，這樣的戰斗生活終于為他后來創作出不朽的《黃河大合唱》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