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教育內卷是指,由于存在教育資源差異化,家長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教育內卷的一個后果,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無效投入越來越多,從而推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壓抑了育齡家庭的生育意愿。
教育內卷,導致小學以及初中教育以應試為主,浪費了人才基礎教育的時間,不利于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學習能力的人才。
教育內卷導致中小學生學習壓力過大,也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視力不良問題突出,視力不良檢出率四年級超過 60%,八年級超過 80%;學生睡眠時間總體不足。
教育內卷與過去實施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一個家庭的孩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少子化也會導致教育目的趨同,降低家庭風險承受度,窄化職業選擇范圍,加劇教育內卷。
人口減少也不會緩解教育內卷,因為教育內卷是對于排名的競爭。人口再少,也會有第一名第二名的競爭。要減少教育內卷,關鍵是要進行教育改革。
近幾十年來,教育減負文件出臺越來越多,但教育負擔卻越來越重。雙減政策只是打擊供給,可只要還有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的存在,為通過應試而參加培訓就是一種剛需。如果剛需得不到解決,只是對于供給進行嚴格控制,會讓供求關系出現扭曲。解決教育減負的關鍵,其實是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從根本上化解擇校給全社會帶來的焦慮,進而消除應試培訓的根基。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的數據顯示,孩子的養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養育成本比例達34%。
根據匯豐銀行教育報告,雖然中國人均收入不到發達國家的1/3,但中國父母對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經和發達國家處于同一個水平。中國教育支出相對于人均收入的倍數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養育壓力幾乎是最重的。中國家長給孩子課外補課的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國學生的學習時間也過長。根據PISA 2018的數據,參賽國家學生每周學習時間平均為44小時,而中國大陸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根據PISA 2015的數據,中國大陸學生每周學習時間超過60小時的學生占比達到40.7%,相比之下,美國這一比例為21.8%,OECD國家這一比例平均為13.3%。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東亞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長,生育率則相對低,而歐美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短,生育率相對高。
教育減負,不僅要減輕學生的負擔,更要減輕家長的負擔。以色列的高生育率,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以色列獨特的中小學教育制度。雖然以色列家長有雙休日,但學生卻只有單休日。這樣,把孩子的更多時間放在學校,而不是放在家庭,意味著家長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減輕了家長照看孩子的負擔,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
中考和高考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導致學生有2年時間用于復習和應付中考和高考。建議取消中考和縮短學制,實行十年免費義務教育。畢竟在擁有互聯網之后,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則省下很多原本純粹因為復習迎考而虛耗的時間,就可以把基礎教育階段提速2年,16歲就能上大學,讓絕大多數年輕人在20歲時可以完成大學教育,提早兩年走上工作崗位。
正文
1、教育內卷與教育減負
1.1、什么是教育內卷
內卷是指在有限空間內的激烈零和式的競爭現象。教育內卷是指,由于存在教育資源差異化,家長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學生、家長和老師過分追求分數、追求名次,不惜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導致教育資源過度集中,但教育質量卻未能真正提高。伴隨著教育內卷,還出現了“雞娃”“坑校”等熱詞,它們都是由焦慮的家長們發明出來的。
教育內卷表現在,現在的中國教育被一刀切的統考統招制度卡住了,明明考試大綱之外還有很多有用的知識和技能需要學習,但是因為高考的魔棒,導致中學里的教學資源都集中到備戰高考上。學生和家長被迫加入“學歷軍備競賽”,導致中學生多花將近兩年時間復習準備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教育內卷的一個后果,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無效投入越來越多,從而推高了撫養孩子的成本,壓抑了育齡家庭的生育意愿。
教育內卷,導致小學以及初中教育以應試為主,浪費了人才基礎教育的時間,不利于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學習能力的人才,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勞動市場,缺乏能夠迅速進入不同行業并且獨當一面的勞動人口,這會成為中國的創新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的極大阻礙。
教育內卷導致中小學生學習壓力過大,也影響了學生的身心健康。2018年7月教育部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視力不良問題突出,視力不良檢出率四年級超過 60%,八年級超過 80%;學生睡眠時間總體不足;學生家庭作業時間過長,參加校外學業類輔導班比例較高,學習壓力較大。過高的學習壓力對學生學習興趣、自信心甚至學業表現均有不利影響。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我國青少年的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郁為17.2%,重度抑郁為7.4%。
2018年12月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發布的《2018年中小學生減負調查報告》認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表現,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課程學習的負擔重;二是校外學習的負擔重;三是學生的心理負擔重。目前,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階層和地域分布,正在從大中城市、中小階級、知識分子家庭向中小城市(縣城)、工薪階層蔓延。”
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極大提高了存儲、組織、搜索和分析的效率。以前很多需要背誦的知識,現在隨時隨地可以獲取,還有分析、模擬的工具和軟件可以輔助我們。不需要再學許多死記硬背的知識,高質量的網絡課程和練習可以以極低成本得到普及。但是,現在中小學所教的內容,沒有充分利用到這些更好的技術,效率不升反降。原因是,雖然學習的工具提升了,但是中小學生花了更多的時間刷題應付中考和高考。要學習的內容很多,基礎教育卻沒有相應的提速,所有需要多學的東西基本放在了大學以后,延緩了年輕人工作和組織家庭的時機。
1.2、教育內卷的原因
雖然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加強教育,但是中國的教育的競爭和內卷可以說幾乎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中國的學生和家長幾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還不得不花很多時間和金錢補課。中小學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現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其他國家也有統一的考試,但是不同學校和專業會綜合考核學生的其他方面的表現。而中國主要采用一個總分公式來決定不同大學不同專業的錄取,這個統考統招的體制造成的后果是中學階段尤其是高中階段的學習的幾乎唯一目的就是為高考準備,這種應試教育是對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也限制了學生的全面發展。
雖然在1999年以后,高校在不斷擴招,越來越多的學生有機會走進大學的校園。但重點大學的招生名額終究有限,重點大學的招生名額與每年高考的總人數相比仍然占比很低,升入重點大學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
近年來,高考的升學競爭已經不斷前移,這種學習壓力已經逐漸推向中學、小學,以致中考和小升初競爭越演越烈。這種形勢下,小學生不得不早做準備,打好學習基礎,為未來高考做準備。
此外,教育內卷也與過去實施了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一個家庭的孩子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
有人認為,隨著中國出生人口不斷減少,每個人能夠享受到的教育資源變得更多了,上大學更容易了,所以教育內卷現象也會減少。但事實上,教育內卷不是因為教育資源不夠,而是因為教育資源的差異化,是對于重點高中和重點大學的競爭。現在上大學已經不是競爭目標,上名牌大學才是競爭目標。人口減少,導致創新機會也會減少,排名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少子化也會導致教育目的趨同,降低家庭風險承受度,窄化職業選擇范圍,讓家庭越來越集中選擇那些所謂“鐵飯碗”的職業(例如報考公務員),在一些發展空間有限或提升意義不大的職位上高度競爭。
人口減少不會緩解教育內卷,因為教育內卷是對于排名的競爭。人口再少,也會有第一名第二名的競爭。要減少教育內卷,關鍵是要進行教育改革。關于教育改革的具體建議,詳見第4節。
教育內卷的一個突出表現是,中國的中小學校普遍提倡“競爭”意識和“拼搏”精神。每到臨近中考和高考,很多學校都要搞各種花樣的誓師大會,慷慨激昂的演講和宣誓活動,大有一種魚死網破,破釜沉舟的架勢。2023年初,湖南張家界市桑植縣一中學舉行高考沖刺百日誓師大會,一名高三女學生發表的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講視頻,卻被許多網民貼上“面目猙獰的刷題機器”“雞血卷王”等標簽,連續遭受網暴。
1.3、中考和高考制度
根據“十三五”(2016年-2020年)期間的教育公報數據,5年里中職招生占比穩定在42%左右,意味著普高招生占比是58%左右,確實動態保持了普高和中職大體相當的招生水平。中考制度過早普職分流,加劇了考試壓力和教育的進一步內卷。
盡管不同地區和年份的普通高中錄取率會有所不同,但這一比例在全國整體一直保持在大約50%。換句話說,不管考生如何努力,中考中得分較低的一半人注定只有進入職業學校的選擇。在教育內卷嚴重的當下,家長和學生原本就面臨著殘酷的升學壓力,而“普職分流”則進一步引發巨大的焦慮。因此從小學開始,孩子們及其家長們就認為學習只是為了應試,尤其是必須努力進入一個好的初中,從而爭取在中考的競爭中成為不被淘汰的那一半。
中考成了高中入學的分層考試,也成了高中“升學”和職校“就業”的分水嶺。為了避免初中畢業就被綁定進入職校,家長和學生不得不為備戰中考而補課。有些地方在更早的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也開始考試分層,于是學生和家長又需要為進重點初中、重點小學而不斷內卷。教育分層變得越來越早,熬成了深度的教育無效投入與浪費。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在幾十年前的中國,高中教育資源都是稀缺的,為了把這些稀缺教育資源匹配給最優秀的學生,就必須在入學階段進行篩選,于是出現了中考和高考。但現在的高中和大學教育資源已經不再稀缺,高考和中考存在的必要性已經大不如前,過早分層的積極意義遠不及當年,反而因此產生了種種弊端。同時,因為分層考試而產生的標簽,會跟著孩子好幾年甚至是一輩子,于是導致考試的壓力被無限放大。所以過早的分層,必然會無謂增加擇校的巨大壓力,推動各種補課的軍備競賽越來越低齡化,也進一步加劇教育內卷。
1.4、中國歷年出臺的教育減負政策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減負文件《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
1964年,教育部臨時黨組頒布《關于克服中小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教育質量的報告》。
1988年5月,國家教委專門發布《關于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
1994年11月,國家教委頒布《關于全面貫徹教育方針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意見》。
2000年1月,教育部向全國各地中小學發出了《關于在中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要求,不得占用節假日、雙休日和寒暑假組織學生上課,更不得收費上課、有償補課。小學一、二年級不留書面家庭作業,其他年級書面家庭作業控制在一小時以內。
2009年4月,教育部頒布《關于當前加強中小學管理規范辦學行為的指導意見》,再一次要求減輕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
2009年4月,教育部發布《關于當前加強中小學管理規范辦學行為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教育部門科學安排作息時間,切實減輕學生過重課業負擔。堅決糾正各種隨意侵占學生休息時間的做法,正確引導家長和社會積極參與,切實把課內外過重的課業負擔減下來,依法保障學生的休息權利。
2010年,國務院印發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首次將“建立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監測制度”寫入教育規劃綱要中。
2013年8月,教育部發布《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要求各地要嚴格實行免試就近入學,招生不依據任何證書和考級證明;小學階段不能留書面作業;小學一至三年級不舉行任何形式的統一考試,從四年級開始,除語文、數學、外語每學期可舉行1次全校統一考試外,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統考;要求學校和教師不得在課余時間、寒暑假、雙休日和其他法定節假日組織學生集體補課或上新課。
2018年12月,教育部、發改委等九個部門聯合發出《中小學生減負措施》(減負三十條),這份文件的出臺可謂權威和來頭巨大,但依然效果甚微。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文件明確要求嚴格清理規范與中小學教育教學無關事項,突出重點,大力精簡治標。確保對中小學的督查檢查評比考核事項在現有基礎上減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事項實行清單管理。
近幾十年來,教育減負文件出臺越來越多,但教育負擔卻越來越重。不但學生和家長的負擔重,而且教師的負擔也重。教師承擔了各種與教學無關的社會性事務,例如政府、街道、社區等布置給學校的各類文明創建、治安協管、城市創衛等等任務,以及上級行政部門對學校過多的評估、檢查、督導和會議等。
1.5、雙減政策不是解決教育內卷的根本辦法
“雙減”即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減輕校外培訓負擔。2021年7月24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雙減”工作的總體目標分為兩個方面:在校內方面,使學校教育教學質量和服務水平進一步提升,作業布置更加科學合理,學校課后服務基本滿足學生需要,學生學習更好回歸校園。在校外方面,使校外培訓機構培訓行為全面規范,學科類校外培訓各種亂象基本消除,校外培訓熱度逐步降溫。具體要求包括:
一、嚴禁給家長布置或變相布置作業,嚴禁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
二、學校要確保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書面作業,可在校內適當安排鞏固練習;小學三至六年級書面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60分鐘,初中書面作業平均完成時間不超過90分鐘。
三、堅決壓減學科類校外培訓。對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重新審核登記,逐步大大壓減,解決過多過濫問題。
雙減政策只是打擊供給,可只要還有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的存在,為通過應試而參加培訓就是一種剛需。如果剛需得不到解決,只是對于供給進行嚴格控制,會讓供求關系出現扭曲。如果只是強行消滅了課外培訓的供給,但是剛需仍然存在,那么比較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隨著有組織的大課被禁,導致一對一私教的需求變得更大,于是私教的價格反而上漲,導致很多家庭的教育負擔反而變重了。更何況,如果沒有平臺在供給和需求之間實現高效對接,家長尋找私教老師的費力度會上升,恐怕也只會變得更焦慮。更進一步來看,哪怕大部分一對一的私教都被禁止,那么最終的結果,無非只有很有錢和很有關系的人才能獲得子女的“補課權”,這種狀況在現有的考試擇校制度下只會顯得更加不公平。
所以,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需求問題。補課的確是一種內卷的畸形的需求,看似讓每個人看到希望,實則對整體有害。但問題的根源并非補課,而是應試和擇校制度。現在的考試,主要就是被下一階段的名校和重點學校用來掐尖選人,然后整個社會就自然形成一種習慣——只認學校的牌子。在這種普遍認知下,所有人都為子女能上名校而傾盡全力。所以解決教育減負的關鍵,其實是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從根本上化解擇校給全社會帶來的焦慮,進而消除應試培訓的根基。
教育資源的均等化,核心就是不讓學校掐尖,中小學取消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的區別。教育經費的投入,由學生多少而非學校名氣來決定,并且要求優質老師在不同學校輪崗,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以后不再有所謂重點學校了。教育資源均等化還可以減少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小學階段,讓社會底層的孩子和中產階級的孩子同校上課,有利于增加社會的流動性。如果一個孩子在成長時期的同學都和自己處于同一階層,無論對富人或窮人的孩子還是整個社會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現在中小學階段實行教育資源的均等化,應該具備社會共識和可行性。完全可以盡快取消中考和重點中學,實行就近入學等隨機分配生源的辦法禁止掐尖生源,并且實行包括教師輪崗等均等化的措施。這樣既解決了中小學的擇校剛需,也就解決了補課壓力。
2、中國教育的經濟投入
2.1、中國的教育經費與國際比較
根據教育部的數據,中國2020年中國教育經費總投入達5.3萬億元,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教育經費總投入的80.91%。具體到各個階段,其中2020年中國學前教育經費投入為4203億元,較2019年增加了104億元;義務教育經費投入為24295億元,較2019年增加了1515億元;高中階段教育經費投入為8428億元,較2019年增加了698億元;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為13999億元,較2019年增加了535億元。
按此計算,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階段投入共32723億,如果按照80.91%是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則是26505億元;GDP總額是101萬億元,因此小學到高中的公共教育開支占GDP的比例大約是2.6%。如果與OECD國家對應指標進行比較,會發現該比例處于中下水平,遠遠落后于挪威、以色列、比利時等占比超過4%的國家,也不及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
與財政投入GDP占比相對較低的數據相比,中國家庭在義務教育階段的經濟支出卻并不低。根據育媧人口研究《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中的估算,每個家庭針對6-14歲孩子支出的養育成本為平均每年24072元,整個階段為216648元,占孩子18歲前總養育成本的44.65%。也就意味著,義務教育階段可能是家庭經濟負擔最重的一個時期。
下圖展示了不同國家從小學到高中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國的數字是根據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和GDP計算得出,其他國家數據來自于OECD數據庫。
圖:部分國家從小學到高中的公共教育開支占GDP比例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教育部、OECD、育媧人口
2.2、中國家庭的教育支出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主編的《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2021)》基于2019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數據,分析全國、城鄉、地區和不同發展水平城市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結構、差異和經濟負擔,得出如下數據:
首先,從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來看:2018—2019學年全國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學段家庭教育支出平均為11297元,家庭在每一個孩子身上平均花費8139元。城鎮家庭教育支出平均為14197元,農村家庭為8205元。分學段來看,學前階段全國平均為7402元,高于小學和初中的平均支出(分別為4014元和6103元),普通高中全國平均為1.02萬元,中職階段為6873元,高等教育階段全國平均為2.24萬元。一個孩子從學前三年到大學本科畢業平均花費一個家庭23.3萬元左右,其中家庭支出水平最低的20%家庭花費約18萬元,家庭支出水平中等的20%家庭花費約22.4萬元,而家庭支出水平最高的20%家庭花費約42.4萬元。
其次,從家庭教育負擔水平來看: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40%,農村為56.1%,城鎮為36.2%。家庭生均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為28.8%,農村為37.5%,城鎮為28.1%。從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例來看,全國平均為14.9%,農村為15.8%,城鎮為14.1%。此外,從家庭教育相對支出比來看,大部分家庭支出水平在中等及以下家庭將更高比例的家庭支出用于子女教育。
再次,從全社會教育投入水平來看:2018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為36995.77億元,占GDP比例為4.11%。估算全國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學段家庭教育支出總體規模約為21632.1億元,占GDP比例為2.40%,總量上相當于財政性教育經費的58.47%。在此基礎上,初步估計全國普通全日制教育各學段的全社會教育投入為61879.26億元,占GDP的比例為6.87%。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的數據顯示,孩子的養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養育成本比例達34%。
2023年5月《經濟學》季刊發表北京大學三位教育學者周子焜、雷曉燕和沈艷聯合撰寫的論文《教育減負、家庭教育支出與教育公平》,著重分析了2008年至2018年間中國教育領域的“減負”政策對初中升高中學生的可能影響,包括家庭教育支出和學習時長。研究結果揭示,這十年的“減負”政策對家庭經濟狀況較差(處于收入分位數下10%)的學生進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個百分點,教育總支出平均減少了21%,每周學習時間平均減少了9.19小時。而相對富裕的家庭(處于收入分位數上10%)的學生則在升高中的概率上升了5.3個百分點,教育總支出平均增加了67%,每周學習時間平均增加了10.37小時。
2.3、家庭教育支出的國際比較
匯豐銀行在2017年的全球教育報告中,對來自全球15個國家和地區的8481對家長的教育投入、教育理念和對孩子的教育預期等方面進行了調查和分析。
報告顯示,從購買校服到大學學費,各國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費用上花費都不少。15個國家和地區父母們平均在孩子從小學到高中再到大學(本科階段)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花費達到44221美元,中國大陸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們完成研究生學業或者出國留學,花費要比這個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人均收入不到發達國家1/3,但中國父母對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經和發達國家處于同一個水平。中國大陸教育支出相對于人均收入的倍數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養育壓力幾乎是最重的。
圖:部分國家和地區父母對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統計
資料來源:匯豐銀行教育報告、育媧人口
調查對象中,幾乎三分之二(63%)的父母為孩子在補課機構交過學費。中國大陸93%的父母給孩子報過輔導班,這一比例位于第一。比例很高的還有印度尼西亞(91%)、中國香港(88%)和埃及(88%)。
圖:為孩子在輔導機構支付過學費的家長比例
資料來源:匯豐銀行教育報告、育媧人口
3、中小學教育的時間投入
3.1、各國中小學的學習時間長度比較
OECD國家中,小學學制一般是6年,初中學制一般是3年。下表是根據OECD發布的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3列出部分國家小學和初中教學時間總長度,單位:小時。
資料來源: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3, OECD
在上表中,小學和初中教學時間總時長最短的國家是保加利亞,只有4235小時;最長的國家是澳大利亞,達到11000小時。
中國的小學和初中教學時間,不同省份有所不同。根據廣東省教育廳2023年3月發布的《廣東省義務教育階段課程實施指導意見(試行版)》,每學年新授課時間35周(九年級33周),九年總課時量9522;每學年復習考試時間2周(九年級第一學期復習考試時間1周,第二學期畢業復習考試時間3周);每學年學校機動時間2周,由學校視具體情況自行安排,可用于集中安排勞動、科技文體活動等。小學每課時40分鐘,初中每課時45分鐘。按照小學和初中平均每課時約42分鐘(即0.7小時)計算,九年總課時量9522相當于6665小時,與OECD國家相比處于中等偏下水平。
但中國學生的課外學習時間遠遠長于OECD國家。根據2018年的PISA調查,參賽國家學生每周學習時間(包括課內和課外學習時間)平均為44小時。下圖是部分國家和地區15歲學生每周學習時長。中國大陸(京滬江浙)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達到57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為48小時,英國為43小時,日本為41小時。
圖:部分國家和地區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統計
資料來源:PISA 2018
下圖是PISA 2015列出的部分國家和地區每周學習時間超過60小時的學生占比%
資料來源:PISA 2015
從上圖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學生每周學習時間超過60小時的學生占比最高,達到40.7%,相比之下,美國這一比例只有21.8%,英國這一比例只有10.8%,德國這一比例只有4%,OECD國家這一比例平均為13.3%。
3.2、家長輔導中小學生學習的時間
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計算后發現,從2010年到2018年的這近十年時間里,小學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的時長從3.67個小時,增加到了5.88個小時;初中生家長則是從每周1.56個小時增加到3.03個小時。
表:中小學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時間變化
資料來源:北京大學家庭追蹤調查、育媧人口
教育減負,不僅要減輕學生的負擔,更要減輕家長的負擔,教師不得要求家長批改學生作業。
以色列是發達國家中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唯一國家。以色列的高生育率,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提高幼兒的入托率和入園率,以及延長中小學生在學校時間,從而減少父母生育和撫養子女后顧之憂。根據OECD的數據,2020年以色列的0-2歲兒童的入托率為56.9%,高于大多數國家;而3-5歲兒童入園率達到99.7%,高于絕大多數國家。
以色列中小學生在校時間也遠比其他國家要長。以色列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實施的也都是五天工作制,但大多數國家的雙休日是在周六和周日,而以色列的雙休日是周五和周六。雖然家長有雙休日,但學生卻只有單休日。根據1953年制定的以色列《國家教育法》,規定了每周為期六天的學制,周五照常上課,只有周六休息。這樣,把孩子的更多時間放在學校,而不是放在家庭,意味著家長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減輕了家長照看孩子的負擔,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
3.3、學習時間和生育率的關系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下圖分析了比較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生育率的關系,包括中國和東亞國家。東亞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長,生育率則相對低,而歐美國家的作業時間比較短,生育率相對高。學生的學習時間和生育率呈現負相關的關系。
圖:部分國家/地區總和生育率和15歲學生每周學習時間的關系
資料來源:OECD,2018
4、政策建議
4.1、取消中考
我們建議取消中考,讓所有愿意讀高中的初中畢業生都能讀高中。現在中考的目的,是分流一部分學生不上大學,轉而走職業培訓的道路。未來隨著智能社會的到來,越來越多工作需要大學教育。中考的評價過早,容易讓那些起步晚的孩子遭遇錯誤的評判。
需要和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資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學資源的均等化一樣,可以通過就近抽簽入學、教師輪換等方法做到。
在智能和創新型社會下,很多職位的技能要求正在不斷升級,例如護士職業,幾十年前初中畢業后的技校培訓就已足夠,現在隨著醫療技術的日新月異,護理工作已經分成好多細分的專業,在一些發達國家,護士專業已需要高等職業大學的學歷。其他職業也有類似的技能需求升級,例如未來的農民,在現代化農場管理的專業領域內,可能需要與大學本科水平相當的的職業教育。有些職位即使是現在不需要太高的學歷,如司機、快遞和服務員,但是隨著機器人的普及,這些職位未來可能被取代或者升級,也需要學生在年輕時就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識。所以職業教育將一半的年輕勞動人口局限為初中畢業后的技校教育已經不適宜,而是應該擴展為包括大專和本科的高等職業教育。
4.2、縮短中小學學制
智能時代的職業尤其在創新領域,需要掌握的知識越來越多,很多工作的最低要求甚至已經變成了碩士和博士,年輕人的第一份工作的年齡不斷延后,而創新人才的黃金創新年齡還是30歲左右,還有女性黃金生育年齡也在30歲左右,導致接受教育和成家立業的時間因相互擠壓而形成嚴重沖突。所以必須縮短學制和取消中考,畢竟在擁有互聯網之后,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則可以省下很多原本純粹因為復習迎考而虛耗的時間。
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很多小學都是五年制,而現在的小學生,學習時間增加了很多,實際上完全可以縮短一年時間。而中考和高考浪費了大量的時間,有2年時間用于復習和應付中考和高考。取消了中考,可以縮短一年時間,如果淡化或取消了高考,還可以再縮短一年時間。這就可以把基礎教育階段提速2年,16歲就能上大學。家長的負擔減輕了,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大部分人20歲大學畢業,就能夠更早地走上社會,能夠有更多的時間成家立業,也有利于生育率的提升。
4.3、大學教育通識化和普及化
大學教育主要培養學習能力和生活在復雜社會的各種技能,所以不分專業和文理都應該學習大量的基礎必修課,即實現所謂通識化。通識化下的大學必修課可以包括:1.數學、統計和計算機;2.經濟、金融和財會;3.法律、心理、文學等社會人文學科。學生不分文理專業,都必須學習這些必修課程。
未來的社會,需要更多通才,才能適應社會和技術的新變化,即便看似最穩定和專業化的職業也會面臨很多變化。未來20年里,會有大量工作被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或部分取代,幾乎所有工作都會受到智能化的影響。以這些能力需求來衡量,我們現在的高中教育、職業教育甚至某些本科專業的教育都是不夠的,例如律師、醫生,未來都會受到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都需要掌握一些數學統計和計算機的技能。不光是專業人才,低技能的人才也需要學更多的東西,因為可能換工作或晉升,或者工作被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改變了。例如,以前的高級技工如車工、焊工,變成要管理操縱數控機床和機器人。大學教育普及和通識化以后,年輕人擁有更好的職業發展的機會,更適應智能化社會的轉型,成為更好的家庭和社會的成員,也有利于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緩解貧富差距。
普及大學教育,讓絕大部分中學生(比如80%)上大學,就沒有必要通過“普職分流”來篩掉一部分學生,這樣就可以取消中考,為中學的教育提速創造條件。更重要的是,當大學教育通識化以后,我們可以把本科教育去名牌化,從而解決高考內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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