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智慧推動中國藝術教育的發展

——周星、胡智鋒關于藝術教育的高端對話

　　此前《藝術教育》關于高端對高端的藝術對話，獲得很好的社會反響。經歷了2020年那段難忘的歲月，人們對于生活、社會和文化的認識都有了很多改變，藝術發展也理當開始自身新的探索。2021年，我們重新開啟高端對高端的藝術對話，依然是采訪重要的藝術院校掌門人和重量級藝術研究者，試圖為人們打開對于中國藝術教育的新角度的認識，探尋具有代表性的中國藝術院校執掌者和藝術大家如何看待新形勢下的藝術發展和他們對于中國藝術發展的獨特角度認識，以及他們當下所思考的問題。本期訪談專家是北京電影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胡智鋒教授。胡智鋒教授曾在多所重要的中國藝術傳媒院校任職，有豐富的高校任職經驗，對藝術發展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尤其對于傳媒藝術學的認知，更為人矚目。

　　北京電影學院的特色周星：您到北京電影學院任校長時間并不長，但是從閱歷上看極其豐富，對于影視業和不同的院校之間有比較多的了解。將您的閱歷角度定焦在目前任職的重要藝術院校，您如何看待北京電影學院的特色、傳統？從您的角度來看，北京電影學院在藝術教育特別在電影教育上有什么樣的特色？期望從您新校長的角度給我們做一個概括性的認知。

　　胡智鋒：2020年北京電影學院建校已七十載，如果要凝練學院最突出的辦學傳統與特色，我認為一個重要的視角是要審視它的發展為黨和國家建設、社會進步帶來了什么，又為電影行業、藝術教育留下了什么。站在建校70年的歷史節點上回溯北京電影學院的辦學傳統與突出特點，我想可以用四個“同”來概括。

　　第一，與黨和國家同心同德。站在黨和國家發展建設需要的高度來看，70年來，北京電影學院無論在電影教育還是電影創作等方面，都始終與黨和國家的建設發展大業相伴相隨。這一鮮明特色，體現在它從創始之初就蘊含著強大的紅色基因。從北京電影學院創建的血脈根基來看，其創始人均來自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藝優秀人才隊伍。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的左翼文藝開始，到延安紅色革命根據地，一直延伸到東北解放區等一路走來，新中國的電影教育和電影創作不斷見證了黨和國家從勝利走向新勝利的艱辛與光榮，這種強大紅色基因的支撐，使北京電影學院自1950年建校以來逐漸形成深厚的紅色傳統，并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聽黨話、跟黨走，始終與黨和國家同心同德。從開國大典到兩彈一星，從改革開放到進入新時代，在黨和國家的每一個重大歷史時刻，電影人都始終走在最前列，他們用鏡頭語言真實記錄，用精湛表演真情刻畫，呼應黨和國家的發展建設訴求，反映黨和國家所需要的時代最強音。這種鮮明的氣質與特色，是北京電影學院尤為珍貴的一個傳統。

　　第二，與人民同振共鳴。北京電影學院從創始人陳波兒開始就明確提出“三人民”的藝術觀，也就是向人民學習，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藝術家。“三人民”的藝術觀可以說在學院深入人心，它既是基于電影學院自身的歷史傳統，同時也在學院發展積累過程中不斷沉淀和強化。從教學的專業訓練，到一線的創作實踐，北京電影學院始終是以“三人民”作為最重要的精神航標，這也成就了北京電影學院，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中國電影藝術家。以表演為例，我們在表演訓練中經常會有一個疑惑，到底是塑造最好的自己，還是塑造最好的角色？理論上不同的表演流派會有著不同的專業要求，但是無論哪種流派的演繹，始終需要堅持的一條就是以人民的審美需求為標桿，不要沉迷在個體封閉的小圈子里，要讓自己的藝術才華更多地扎根土地，在廣闊的生活中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歷史和實踐不斷印證，只有在向人民的學習中，在接地氣的社會實踐、藝術實踐中，才能獲得靈感和滋養，釋放能量和才華。這一點上，我們的電影人在未來應該有更強的自覺性。

　　第三，與時代同步同頻。電影是技術與藝術融合發展的產物，北京電影學院始終聚焦時代前沿，并以科技、藝術與文化的創新與融合，不斷引領時代新潮流。某種程度上，學院以與時俱進的審美風尚引領了時代的思想潮流、藝術潮流和文化潮流，許多杰出校友和他們經典的藝術創作不僅是在打造專業標桿，更是成為引領時代風尚的重要文化符號和象征。如以謝飛、鄭洞天等為代表的中國“第四代導演”，將溫暖的理想主義詩意與深切的現實主義關懷緊密結合，成為新時期紀實美學的引領者；以張藝謀、陳凱歌等校友為代表的中國“第五代導演”，將對民族文化歷史的強烈的憂患、反思與國際化藝術表達緊密結合，成為中國新浪潮電影美學的開創者。而后漸次崛起的一代代從學校走出的優秀校友，更是與時俱進，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突顯時代風采的藝術文化思潮。在對專業的極致追求、對潮流的把握判斷上，北京電影學院同樣走在時代的前沿。俗話說術業有專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北京電影學院師生很好的精神傳統，它跨越時代，又引領時代，使學院始終在專業和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地位，走在時代最前列。

　　第四，與國際同道同軌。北京電影學院建校以來，始終與世界電影教育保持著良好的對話與交流。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電影各項事業向蘇聯和東歐國家學習，堅持“請進來”和“走出去”雙向并重，吸收了大量的電影創作經驗和教育經驗。初創時期的北京電影學院，通過對話交流的渠道保持了中國電影與國外的國際合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始更大規模地向歐美國家學習，在不斷深化與發達國家的電影文化交流中，中國電影逐漸在國際舞臺上獲得了地位，贏得了尊敬。無論是中國第四代導演還是第五代導演，都在國際電影舞臺上為國家贏得了榮譽。北京電影學院以電影為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的重要載體，為中國在國際上塑造國家形象、提升國家影響力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的國際大學生電影展已經做了19屆，成為全世界青年電影人的年度盛事，在當今國際電影平臺中獨樹一幟、影響巨大。此外，在中國電影理論的國際化進程中，北京電影學院也一直在借鑒中不斷創新。我們從蘇聯學習蒙太奇理論，從歐美國家學習紀實美學等大量國際先進電影學術理論和觀點，同時，也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漸錘煉出具有中國民族化特色的理論學術建構，這也是中國電影國際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顯現。

　　我想，這就是我來到北京電影學院之后，縱觀院校70年來的歷史發展和辦學特色，梳理出來的一種整體印象，或者說是判斷。

　　周星：胡智鋒校長“4個同”的概括，非常精辟，也許只有經歷過諸多不同院校，考察過不同院校的辦學方針和取得不同的成績，才能定焦于目前的北京電影學院得出這樣的認知。北京電影學院作為曾經中國唯一的專業性電影學院，為中國的電影創作培育了許多人才，目前還是中國最重要的引領性的電影院校，其所承襲的優秀傳統和堅持的對于藝術精致性追求，對于中國的電影教育包括電影的創作都功不可沒。胡智鋒校長強調的：北京電影學院無論在電影教育還是電影創作等方面，都始終與黨和國家的建設發展大業相伴相隨，這一鮮明特色，體現在它從創始之初就蘊含著強大的紅色基因等闡釋，對于我們認識北京電影學院的經久不衰具有獨特的意義。

　　中國三所藝術傳媒院校的比較周星：胡校長的跨校經歷較豐富也很特別。既有中國傳媒大學的工作經歷又曾在北京師范大學任職院長，現在又到北京電影學院擔任副書記、副校長，應該說各種類型的傳媒、影視和綜合類院校都留下了您的足跡。站在這三者之間，您又如何來看待中國的藝術教育，由它們來折射中國的藝術教育各自的特色，共同構成了一種什么樣的中國藝術教育文化的差異性？

　　胡智鋒：相比較而言，這三所學校在定位與發展上是既有其共性，也有其獨特性。三所學校的共性，毋庸置疑都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辦學、培養戲劇影視和傳媒類優秀人才的高等學府。要說各自的不同特點，也是非常顯著的。

　　中國傳媒大學更加注重社會性和政治性，這可能是它最突出的特點。中國傳媒大學主要面向傳媒的人才培養，而傳媒本身則是具有信息傳播、社會動員等意識形態需求的。這種敏銳度和敏感度，決定了其對于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格外倚重。所以，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生在戲劇與影視專業的學習中，就會對社會發展動態、前沿潮流信息等保持敏感和關注，往往顯示出較高的政治敏感度和判斷力，這在三所院校的比較當中比較突出。從影視作品類型上看，中國傳媒大學特別適合產出一些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歷史和文化類影視作品，如一些專題片和紀錄片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也能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產生話題性。這種政治敏感度，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它在發展建設中敢為天下先的判斷和實踐。如在新的學科建構上，中國傳媒大學可以從無到有地開辟新徑，首創播音主持藝術學、廣播電視編導、廣播電視藝術學、數字媒體藝術學等。即便沒有傳統學科的傳承和依傍，中國傳媒大學也能夠敏感地把握和判斷國家需要、社會需要，先一步設立相應學科和專業，這可以說是中國傳媒大學社會性和政治性的突出顯現。

　　北京師范大學強調人文性和綜合性。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成立的時間相對較晚，但藝術教育傳統由來已久，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積淀，其鮮明特點就是人文性和綜合性。在中國所有的戲劇與影視學科當中，北京師范大學的戲劇學影視與教育充分體現了百年老校豐厚的人文傳統傳承，尤其是民族文化的積淀和重視。以黃會林為代表的北京師范大學藝術教育家們，在影視教育上的整體思路都是強調對于文化的自覺，特別是民族文化的自覺。北京師范大學的藝術教育目的是培養“育人之人”，所以對學生的人文教育格外關注。如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等的創辦，都體現出美育的人文性與綜合性特點。在這種社會實踐、學生活動當中，北京師范大學把提升學生的人文追求作為重要的教育使命。北京師范大學從文化傳承和立德樹人的高度，讓自己的影視教育凸顯出鮮明的人文教育、文化普及、文化傳承等功能。同時，作為綜合性大學，在學科建構上也體現出注重綜合性的特點。在專和綜、窄和寬的選擇上，更加注重融合與綜合。比如北京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在學科初創之時就取名為“影視學”，與心理學、教育學等自身老牌優勢專業結合起來發展出如視聽認知心理、藝術治療等一些綜合交叉的新領域，而這也正體現出北京師范大學獨特的人文性與綜合性特點。

　　北京電影學院凸顯專業性和國際性。在這三所高校當中，毫無疑問，北京電影學院的專業性和國際性特點更加突出。作為一所規模和體量并不龐大的專業院校，北京電影學院有著自己精益求精的專業標桿，文、導、表、攝、錄、美等專業，都更加追求極致的工匠精神。北京電影學院的師生可以為了任何一個如鏡頭、一個畫面、一段臺詞而皓首窮經、專注鉆研，直至呈現最佳的藝術狀態。所以有人說北京電影學院的“戲瘋子”特別多，我想這是一種對學院在專業上的充分肯定和褒獎，因為大家真正服氣的是電影學院培養出了中國電影領域最專業的人才。這種追求專業上的極致在學院有太多的經典案例，形成了很好的教學氛圍，也成為中國影視教育院校中最具影響力的專業標桿。北京電影學院的國際性也是非常突出的，學院師生在教學和實踐過程中始終保持與國際同步同軌，他們習慣于在學習和創作中追尋國際最前沿的潮流和風尚，對標國際一流的技術、理念和人才。同時，作為國內唯一、亞洲第一、世界前三的電影院校，北京電影學院也是吸納世界各國留學生最多的影視院校之一，在世界電影教育領域擁有廣泛的認知和影響，享有盛譽。

　　從1988年參加工作以來到2016年，我在中國傳媒大學教學有28年半之久，后來又在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任職工作了3年半的時間，如今在北京電影學院工作也有半年多的時間了。從我的個人職業履歷來講，先后在中國影視教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三所高校里工作多年，是非常寶貴的經驗財富。真誠地希望我們中國的影視院校都能夠找準自身發展定位，同時也能在互相更廣泛合作與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發展合力，為中國影視、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培養更多優秀的人才。

　　周星：以我對您的認識，您有相當大的一個特點為人共知，是善于概括，對于差異性、共同性都有自己理性的概括能力。當我詢問對于三所您任職高校的經驗的時候，多少有點強人所難，因為都是中國頂尖的藝術院校。而您都置身其中卻又要抽身而出。如何來概括的確是一個難題，但是您能站在宏觀的角度，對北京電影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冷靜抓取特色分別做出有概括力的一種解說，可見您宏觀的透視力，抓住了不同性質院校的重要特點。透視中國最重要的傳媒和藝術院校的各自特色，也許可以為其他的院校提供更為客觀的參考。

　　關于“傳媒藝術學”的認識周星：胡校長一直在倡導傳媒藝術，關于傳媒藝術的觀念、實施的路徑和它的特點如何理解？傳媒藝術在中國的藝術教育之中，顯示出怎樣的獨特之處？將來又有什么樣的發展前景？

　　胡智鋒：“傳媒藝術學”這個學科概念，我醞釀了10年，也經過了10年的沉淀，可謂“十年磨一劍”。2010年我首次提出“傳媒藝術”，動機來自于我關注到的一個現實問題：廣播電視藝術在發展中遇到了瓶頸。這個問題通過追溯來看會更清晰一些。

　　上世紀80年代我在中國傳媒大學文藝系任教，當時的專業叫做“文藝編輯”，在實踐中的主要任務好似“裱糊匠”，把現成的東西裁剪組合，形成適合廣播電視播出的內容形式。如在電影素材基礎上，添加導語、片頭、片尾、解讀性文字，形成了電影錄音剪輯等廣播電視作品。隨著80年代大型綜藝晚會，如春節聯歡晚會的興起，許多創作性、組織性的工作越來越多，推動著“編輯”向“導演”方向的升級和調適。編、創、導的實踐需求，讓我們逐漸形成了“編導”的專業概念，于是就有了90年代初中期從“文藝編輯”到“文藝編導”的專業名稱調整。

　　此后，文藝編導專業在90年代后期調整為更具有媒介辨識度的廣播電視編導專業。因為與電影、戲劇導演不同，廣播電視編導更具有廣播電視的專業特色。這個概念又持續了幾年，之后從學科發展提升的角度又升格為廣播電視藝術學。與傳統的戲劇藝術、電影藝術一樣，廣播電視借助新的媒介繼續創造新的藝術性活動，然而這種藝術活動所具有的獨特藝術規律，需要在學科上予以反映，也因此就有了廣播電視藝術學學科的發展需求。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等新媒介的發展，我們發現以介質為標志的藝術創造，其邊界已經開始變得模糊。2010年前后，互聯網已經發展出很多平臺，廣播電視也逐漸地與互聯網結合在一起，或者與其他的藝術樣式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有很多藝術樣態就很難區分和甄別。比如廣播詩會把詩和廣播結合在一起，還有電視音樂、電視戲曲，以及網絡電視、網絡電影等，它們已然不完全屬于廣播電視本身的藝術，但當時也并沒有新的理論概念予以準確表達。我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以廣播電視介質來做這種藝術形態的描述，已經有了很大的局限，很多藝術實踐是多種藝術形態和藝術平臺的組合。再如紀錄片在電視臺和網絡同時播映，它是叫電視紀錄片還是叫網絡紀錄片？我們該怎樣界定？在這些藝術品類前面加上“廣播電視”這種介質的概括表述已經難以得到完整、準確的表達和呈現。

　　基于這些現實的困頓，2010年前后我就在沉思，感覺以傳統介質作為當下藝術的表達，已經是一個非常局限的做法，而且這些藝術樣態在未來的發展、歸類、界定也會出現爭議和問題。因此，需要對這一類的藝術做一個比較系統的梳理。沿著這個思路繼續回溯追索，我發現不僅廣播電視如此，電影也是一樣。我們似乎覺得電影在影院放映才是“正宗”的電影，當電影在電視上播放變成“電視電影”時，大家就覺得奇怪，當電影又出現在互聯網上變為“網絡大電影”時，又會出現一片爭議。你會發現藝術品類在不同介質中的變遷，總是引起大家的爭議，還總是爭不明、說不清。如果從電影再往前追溯，最早出現這種爭議的則是攝影術出現的時候。攝影術發明以前，寫實的繪畫藝術是為了追求最真實的表征，能夠把人像和景觀畫出來、留下來。然而攝影術的出現，瞬間就捕捉到無比真實的景觀，大家就議論是否還需要繪畫？繪畫還有意義嗎？從攝影術發明以來，延伸到電影、廣播、電視，直至現在的互聯網等各種技術樣式，人們逐漸發現這些藝術樣態與傳統的音樂、舞蹈、美術、書法、建筑、戲劇等是如此的不同，但這些不同要怎樣表達？我作為一名藝術教育工作者來說，必須要弄清楚這個事情。

　　經過系統的梳理、研究和總結，我發現所有這一切爭論的源頭，都來自于人類依托高科技而產生出來的藝術新樣態，同時這些藝術新樣態都有著強烈的媒介性功能，而且都有廣泛的大眾參與。因此，我把同時具備科技性、媒介性和大眾參與性這“三性”特征的藝術樣態和族群叫做“傳媒藝術”，以此來區別于傳統藝術，以及離它最近的廣播電視藝術。如此一來，我們就會發現“傳媒藝術”的概念更為寬廣，也更能夠解讀整個這類藝術樣態的藝術特征。這也恰恰是之前在藝術理論和藝術教育上都沒能獲得清晰界定和表述的部分，更是我們面臨著學術突破和專業學科突破的非常重要的領域。從那時開始，我就在中國傳媒大學建立了傳媒藝術與文化研究中心，專門組織團隊來研究“傳媒藝術學”，2011年開始招收專門的傳媒藝術與文化專業碩士和博士，到現在為止已經培養了10多屆百余名學生。2020年，我主編的《傳媒藝術導論》《傳媒藝術經典導讀》兩部書終于出版，這是我們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也是多年期待的成果。當然，面對人類廣泛而深刻的科技革命、媒介革命和藝術教育革命，我們無論是在學術建設、理論建設還是學科專業的建設上，未來針對傳媒藝術學的探索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目前也只是在高端的科學研究領域進行，學科建設領域也只是做了一點微薄工作，我在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北京電影學院都先后建立了跟傳媒藝術相關的碩士和博士專業點，當然這還遠遠不夠，仍需要不斷地努力和沉淀，做出更扎實的成績。從個人來講，我愿意在現在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入探索下去，希望得到大家繼續的支持，期待能夠把這個事情不斷引向深入，為整個傳媒藝術學術、學科、專業的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也為整個藝術教育事業、為中國特色藝術文化的整體發展繁榮做出自己的貢獻。

　　周星：之所以詢問這一問題，是因為您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倡導傳媒藝術學，不僅在各種場合倡導，還一直在踐行著對于傳媒藝術學價值意義的推廣。您已經在傳媒藝術學的整體的建構、理論的闡釋還有實踐實施上都做了許多工作，所講授的課程和出版的專著論文等圍繞傳媒藝術學做出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績，同時培養的傳媒藝術學的人才也在業界形成影響力，他們也一起為傳媒藝術學觀念倡導和推廣進行不懈的努力。

　　對于新文科視域下的藝術認識周星：胡校長，中國的新文科建設已經逐步展開，您也發表過不少的文章闡釋自己的見地。站在新文科建設的基點上，您如何來看待新文科建設對于中國藝術教育可能引發的變化和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新文科建設的視野下您有什么樣的見地和觀念？同時，北京電影學院在新文科建設中將要有一些什么樣的舉措和發展？

　　胡智鋒：新文科建設是目前中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一個共同的新背景，它對于中國高等教育，尤其是藝術教育一定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在我的理解當中，新文科有三個最突出的特點，分別是中國特色、融合發展和創新實踐。

　　第一，中國特色。當前中國高等藝術教育領域的諸多觀點、理論和理念，相當多都是從國外學習借鑒的舶來品。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大規模地向國外學習，從西方引進了大量新的藝術和文化及其教育理念和思潮。因此，初期的影視教育從專業設計、學科設計到教材、課程等具體的方法手段幾乎都是國外的模式。一方面必須承認，西方舶來的藝術教育觀念和體系，某種程度上支撐了我國的藝術教育建設和普及，但另一方面，隨著本土藝術實踐的發展和積累，伴隨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們自己的民族藝術也在不斷強化，民族藝術文化成果和人才培養均取得了一定成果。從主體性文化建設等更長遠的目標來看，我們自己的民族藝術教育體系建設應該得到格外的強化。特別是在新全球化的當今世界，我們需要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同時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文化體系。在中國文化主體和體系穩步建構的過程中，藝術教育工作一定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關鍵性的。以電影為例，如果我們不努力打造具有中國民族氣質的電影，不充分通過電影來體現中國精神、中國情感和中國價值，我們就很難被世界廣泛理解、認知和接受。

　　未來的藝術教育對于中國特色文化體系、價值體系的建構，對于中國特色藝術的生產與傳播，對于中國藝術所支撐的中華文化魅力的釋放等，將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我們要在藝術教育中努力探索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不斷展示中國風范、中國氣度，力爭推出中國模式、中國方案，真正以中國智慧推動中國藝術教育發展。我們要對綿延幾千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百余年的中國革命文化，以及新中國70年以來的社會主義文化等，這些豐厚的文化積累做好梳理總結，加以提煉概括，形成中國特色的藝術教育體系，以此才能夠支撐起大國崛起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二，融合發展。在我看來，融合發展有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技術融合。隨著技術的快速進步，5G、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技術不斷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技術的不斷迭代與升級，使得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都在發生著劇變，特別是藝術教育這種以人的情感和想象力的培育、表達為特點的教育更是如此。新技術的崛起很快會打破舊的教育模式、理念和經驗，因此也就需要以一種技術融合的視角展開探索，將新技術主動而廣泛地應用在藝術教育當中，實現藝術教育在技術邏輯上的更新迭代。二是媒介融合。當前我們正在不斷打破媒介之間的邊界，傳統媒介如報紙、廣播、電視等介質正在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互相融合。未來可能只有一個終端的概念；如何在媒介融合中展開藝術教育，這也是我們面臨的全新課題。三是文化融合。一個很現實的例子，當下流行的網絡短視頻平臺，能夠把分屬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膚色、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甚至不同層級的用戶都打破邊界融合在一起，大家都在同一個平臺終端共同進行著文化消費。以往由于多元混雜現實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差異被磨平甚至消解，這種文化融合的變化正在推動著藝術教育理念和方式的不斷革新。技術、媒介和文化的融合對于藝術教育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雖然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也許會在找到合適方案前經歷很多的試錯，但這也因此給了我們探索新篇的可能。

　　第三，創新實踐。創新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以科技創新為龍頭，催生了從物質到思想的諸多層面的創新實踐，具體到藝術教育就意味著其諸多理念、方法和手段的創新。北京電影學院在創新的路上始終沒有停歇，面對新文科建設的新背景，在創新實踐上將突出體現幾個特點：一是原始創新，指的是從無到有的始創實踐，以及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北京電影學院首創了文、導、表、攝、錄、美等一些國內電影專業，初步建構中國電影教育的專業體系。經過多年積累之后，80年代中期又引入了管理，世紀之交又加入了動畫，新世紀以來又展開了視聽傳媒、數字媒體等新的專業領域。在這個過程中，充分體現了學院為原始專業創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二是融合創新。融合創新在于打破專業和學科的界限，旨在跨學科專業的融合中進行創新，如影視教育就是把影視和教育結合起來創新等。當前，要把立德樹人理念和人文素養提升目標，更加縱深地融入到影視教育當中。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專業性很強，但旨在在提升人文素養的教育還不夠充分，北京電影學院剛剛成立了人文學部，就是為了在電影學院的教育體系中更加注重人文教育，旨在為學生打開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思路，讓他們以電影為專業核心，同時又能拓展到更為多元的人文領域，擁有更寬廣的人文關懷。下一步我們也在考慮新的專業和學科的結構調整和建設，根據形勢的變化可能會設計出新的專業以適應新的需求。三是延伸創新，指的是在已有基礎上的拓展創新。如中國傳媒大學在專業設計與創新中，從廣播編導、廣播電視編導到廣播電視藝術學，再延伸到傳媒藝術學，這就是在順應實踐和理論的發展變化中、在已有專業基礎之上的延伸創新。延伸創新的關鍵，是要不斷與時俱進地適應和調整。在新文科建設的背景下，需要我們認真分析和總結變與不變，以傳承堅守初心，以創新回應變革。

　　周星：新文科作為國家倡導，的確是當下我們必須要高度重視的，對于人文社會科學之文科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背景，如何看待新文科的觀念，如何針對新文科的發展目標來進行我們的學科專業等的發展目標調整和整合改造，對許多院校來說都是一個新的難題。我認為尊重既有文科的傳統，守正創新是不可偏離的基點，但創新不可忽視。同時，新文科建設要求跨學科之間的融合，面對智能時代、互聯網時代的境況進行我們自身的學科的改造。新文科建設對藝術學科來說也是一個新的機遇，我們要投身到新文科建設之中，讓藝術學科在保持自己審美這一最重要的特色的同時，擴大我們的視野，增厚文化素養，強化藝術文化的觀念，讓藝術學科發揮更大的提升人的素養作用，實現以美化人、以德樹人的根本任務。

　　本文刊于《藝術教育》2021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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