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大合唱》說起音樂的力量
音樂或許被許多人認為是娛樂休閑品,或者認為是富貴人家的奢侈品。所以在中國的教育界一直不是很被重視,這是對音樂的偏見與誤解。
音樂對兒童來說是益智教育,對成年人來說也可算是娛樂休閑的一部分。
但許多人不知道,音樂的另外一種魅力,它是戰爭年代的無形的武器,有時竟然有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力、戰斗力。
許多歷史及事實證明了這個觀點。
中國抗戰時期,我國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就是一個經典代表人物。
據史料: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生于澳門一個貧苦家庭。冼星海6歲時隨母親黃蘇英去新加坡,進入了新加坡的養正學校。養正學校的區健夫老師,最先賞識冼星海的音樂秉賦,并選他進入學校軍樂隊,讓他開始接觸樂器和音樂訓練。
為了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1918年,母親想方設法來到廣州,把13歲的冼星海送進了嶺南大學(現中山大學)學習小提琴,開始正規的音樂課程。
進入嶺南大學后,為了貼補家用,冼星海依靠每天售賣兩個鐘頭的書、紙、筆等物,和加入嶺南銀行樂隊這兩件工作,來維持學費和伙食費。他在樂隊里擔任演奏直簫,后來成了附中管弦樂隊的指揮,因為他吹奏單簧管很有韻味,由此得到“南國簫手”的雅號,連培正中學也請他去做音樂教員和樂隊指揮。
后來冼星海到法國求學,在巴黎的最初幾年,冼星海主要靠在餐廳等處做雜役維持生活。經馬思聰介紹,他曾隨巴黎歌劇院樂隊首席奧別多菲爾學習小提琴。這位小提琴家得知冼星海靠做小工維持生活,便不收他的學費。接著,冼星海又向巴黎音樂學院的著名教授加隆學習作曲理論。加隆教授了解到他生活貧困時,也不收他的學費。在這樣痛苦生活的煎熬中,冼星海卻成功地創作了《風》。這首樂曲得到了他的老師們的贊譽。由于他的作品和別人的介紹,冼星海結識了著名作曲家--保羅?杜卡,并考入巴黎音樂學院杜卡的高級作曲班。當時在那里學習音樂的中國留學生,只有他考取了這個高級作曲班,并獲得了榮譽獎。學校要給他物質獎勵,問他要什么,他的回答是:“要飯票。”于是,學校送給他一疊飯票。
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結束在高級作曲班的學習,加上他也急于回國,便在友人幫助下搭乘免費貨船回國。在法國的五年學習生活,冼星海深入學習了西方現代音樂的作曲技法,豐富了音樂修養,開闊了藝術視野。
1935年,冼星海畢業回國,投入抗戰歌曲創作和救亡音樂活動,創作大量群眾歌曲,并為進步電影《壯志凌云》《青年進行曲》,話劇《復活》《大雷雨》等作曲,同時,受著名教育學家、會計學家潘序倫和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邀請,與呂驥、何士德等人建立了創辦的立信會計學校(現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的音樂訓練班,培養了諸如麥新、孟波、楊祚銘、鄒伯宗、魯劍光等一批音樂人才,為抗日救國時期音樂藝術在國內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后又參加上海救亡演劇二隊,并赴武漢與張曙一起負責救亡歌詠運動。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他參加上海話劇界戰時演劇二隊,進行抗日文藝宣傳。
一次,冼星海參加了上海學聯到郊區救亡宣傳的活動。國民黨當局派保安隊到現場阻止學生,對峙時劍拔弩張。這時,青年詩人塞克把自己寫的一首詩交給冼星海。冼星海懷著滿腔激憤,朗誦了兩遍,倚墻只用了5分鐘就寫出曲譜——“槍口朝外/齊步前進/不傷老百姓/不打自己人/……”這首《救國軍歌》當場在學生中唱響,隨后在場的老百姓甚至連保安隊的士兵也跟著唱,很多人邊唱邊流淚。
1938年冬,冼星海放棄優厚待遇,奔赴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課。在魯藝,他負責音樂理論、作曲的主要課程,還教授音樂史及指揮。在延安的一年半,他進入創作的巔峰期,譜寫了《軍民進行曲》、《生產運動大合唱》、《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進步,并于1939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由詩人光未然作詞的《黃河大合唱》經他譜曲,也成了曠世千古的絕響。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慶祝魯藝成立周年晚會上,冼星海穿著灰布軍裝和草鞋、打著綁腿指揮《黃河大合唱》,在場的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首長連聲叫好。更有許多人唱著“風在吼,馬在叫”,走向抗日戰爭最前線。
在延安的艱苦條件下,黨中央決定每月給冼星海15元津貼,而當時朱德總司令每月津貼只有5元。另外,魯藝的助教有6元,教員有12元。冼星海每星期能吃兩次肉,兩次大米飯,每餐多加一個湯。這些都體現了黨組織對特殊人才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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