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音樂與儒家之間的相互關系
眾所周知,《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也是儒家六經之一,內容分為《風》、《雅》、《頌》三大部分,共計305篇,當然,算上笙詩的話,有311篇(笙詩只有標題,沒有內容)。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詩經》只是一部單純的詩歌集,但其實并不全面,《詩經》確切地講,應該是一部音樂詩歌集,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詩經》是一本民歌和官方樂歌的合集。
孔子曾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此可見,《雅》、《頌》是音樂的名稱,而不是詩體的名字。到了唐代,經學大師孔穎達開始給《詩經》正名,他在《毛詩正義》中指出了《詩經》的音樂性;明代的劉濂,更是直接將《詩經》稱為中國第一部“樂經”。
不過很可惜,這些優美的古音樂,曲調沒有流傳下來,我們現在是聽不到了。
小子不才,今天就來說一說《詩經》和“音樂”的“愛恨糾葛”。
一、《詩經》的音樂屬性
其實,我國自古以來,音樂和詩歌便是不分家的,先秦時代,更是詩歌與音樂的關系最為緊密的時代,《尚書》有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由此可見,那時候,詩歌和音樂,猶如一個硬幣的正反面,是幾乎不可分割的。
最初,《詩經》是“唱”出來的。《詩經》中分為“風、雅、頌”三大部分,《風》其實便是地方民歌;《雅》便是由識字的文人或官員創作的宮廷音樂;《頌》是廟堂祭祀的音樂,有時也會有歌舞,是歌舞音樂。另外,《詩經》中還有很多關于樂器的描寫,比如我們非常熟悉的《關雎》中便有“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等,據說,《詩經》中寫到的古樂器,有29種之多。
《詩經》和音樂的關系,非常密切,但是因為曲調早已經失傳,聽不到了,即便是后人窮盡心力,也很難恢復《詩經》原來的曲調,但是,曲調雖然不能復原,所幸的是“歌詞”沒有失傳,即曲式流傳了下來。
這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來,《詩經》有著濃厚的音樂屬性。以《國風》中的一些篇章為例,比如,(1)有一個曲調來回重復的,像《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再比如,(2)以一個總引子引出,然后曲調重復若干次,像《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當然,如果仔細閱讀《詩經》,會發現類似的曲式有很多,據說,有人歸納出了十余種。
另外,還有一點比較重要:《詩經》中的“風、雅、頌”各篇章,將它們恰當地配合起來,其實可以構成一支“交響樂”,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套樂了。孔子當年便聽過。
這種“交響樂”的場景在《儀禮·鄉飲酒》中有所記載。按照其中的說法,這一套樂章共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升歌”,樂工在堂上奏瑟,并且唱《小雅》中的首三篇之詩,即《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第二部分是“笙入”,樂工在堂下吹笙、擊馨,并且奏笙曲三篇,為《南陜》、《白華》、《華黍》;第三部分是“間歌”,這部分比較特別,一首“歌”唱完后,笙便開始吹奏,笙剛一吹完,下一曲又起,交叉進行,所以稱之為“間”,所“歌”者有《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等數篇;第四部分是“合樂”,一邊奏瑟一邊唱歌,而且堂下還有吹笙、擊罄等配合,所以是“合”,所歌者有六篇,都出自《國風》,分別是《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
春秋時代的音樂大咖師摯,便曾經帶領他的樂隊演奏過《詩經》中的交響樂,孔子是音樂達人,欣賞完之后,十分陶醉,不住地贊嘆:“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在古代有樂曲終章的意思,可見師摯是以《關雎》這一篇作為樂曲終章的,孔子聽完,如飲美酒,好像耳朵做了個按摩。這音樂、這歌聲,太美了!
二、音樂對《詩經》的影響
音樂對于《詩經》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從語言上來看。《風》、《雅》、《頌》的語言特點有著很大的不同,概括來說,有什么樣的樂調,便有什么樣的語言,具體來說:《風》中的篇章,用字用句、分段分章大多比較輕松活潑,非常通俗,而且各章之間錯落有致,這是因為《風》本就是“民歌”的緣故,雖然經過了文人的加工,但是基本上保留了原來的樣貌;《雅》的句段,就比較整齊劃一了,而且用字、用句處處顯示著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這是因為《雅》本就是宮廷音樂,是由博學的文人創作的;《頌》中的詩句整齊不一,語言有時候也不甚文雅,但是卻非常古樸,這是因為《頌》是祭祀、宗廟音樂,是從很久之前流傳下來的。
第二,從章法上來看。《風》、《雅》、《頌》也有著各自的特點,概括來說,有什么樣的演唱體系,便有什么樣的章法,具體來說:《頌》幾乎都是以單章的形式出現,因為遠古時期文字較少,祭祀比較肅穆、凝重的緣故;《雅》多由多章構成,而且每一章篇幅都很長,因為宮廷音樂本就是供人欣賞的,必然會考慮時間長短的問題;《風》基本上也是由多章構成,但是每章字數卻不多,短小精悍,適合記誦和傳唱,因為它來自“民間”。
語言和章法,絕不是一朝一夕便可以確定的,這是在長久的音樂傳唱中逐漸形成的定式,正所謂“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后之作者各以舊俗”,便是這個意思。
以《周頌·清廟》為例,詩曰: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這首詩非常簡短,句式錯落有致,而且還是單章,這是因為宗廟祭祀音樂,本身便有肅穆、凝重、簡潔的特點,因為要肅穆,所以在演唱時要遲緩渾厚;因為凝重,所以語言不能太過華麗;因為簡潔,所以在篇幅上必須做一些限制。
由此可見,《頌》除了本身作為音樂形式之外,還承擔著一些禮儀的功能,而《雅》,因為是宮廷音樂,所以也必然承擔著一些藝術或禮儀的功能,但《風》因為是“非正式”的,所以相對就歡快和輕松多了。
三、音樂和《詩經》對儒家的影響
音樂和《詩經》在儒家學派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由此我們不禁要問:在先秦諸子百家中,為什么唯獨儒家對于音樂非常重視?
儒家擁有最積極的音樂觀,這和儒家的起源有關。在周代以前,官師不分,只有“官學”而沒有“私學”,但是在周朝后期,由于王室衰微,朝廷中的許多官吏都喪失了官職,轉而流落到民間,并以私人的身份傳授大眾知識,成為了“師”,而不再是“官”了,于是“官”、“師”漸漸分離。
西漢著名經學家劉歆分析,儒家學派的先驅,出自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所以后來即便他們以私人身份教授知識,仍然以禮樂、經典等知識為重,所謂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樂》就是其中之一。
而在周代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中,“樂”排在第二位,由此可見,在周代貴族子弟的學習體系中,樂,是基本技能之一。
由于儒家有這樣的歷史淵源,所以音樂在儒家思想中才會如此之重要和影響深遠。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至圣先師孔子本人,其實便是一位大音樂家,他會彈琴、會擊磬、會鼓瑟,還會唱歌,而且幾乎每天都唱,只有遇到特別的事情才不唱歌,“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孔子為人吊喪時哭泣,便一天不再唱歌,可見,其他的時間,天天唱。
而且,孔子還有極高的音樂鑒賞天賦,他年近四十時,在齊國聽到“韶樂”,竟然陶醉的三月不知肉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如此認真和專心的傾聽音樂,想必只有愛極了才會如此。
另外,孔子不辭辛苦地刪定《詩經》,或許一方面也是因為音樂的緣故,因為《詩經》最初是唱出來的,也是音樂的一種。孔子在傳授弟子《詩經》時,也是詩、歌、舞全方位教學,由此可見,孔老爺子真是多才多藝,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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