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樂學院的前身國立音樂院就在沙坪壩

　　不論對于中國現代音樂史還是中國抗戰文化史，1940年成立于青木關的國立音樂院與1945年成立的國立音樂院幼兒班，都堪稱里程碑。前者是現在譽滿全球的中央音樂學院的前身，而后者是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的前身。

　　抗戰歲月音樂名家云集至此20世紀30年代，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中國的專業音樂教育也陷入癱瘓狀態。隨著國民政府的機關、學校、團體陸續撤至四川、云南、廣西、貴州等地，一些音樂家先后在西南各省建立了不少的音樂院校。但由于兵荒馬亂，經費無著，多數較難維持，“以致抗戰后方，沒有一所專門的音樂學校，無數想研究的青年，沒有進修的機會。因此，當局于二十八年(民國二十八年，即1939年，下同)冬在重慶設立國立音樂院，以整理我國音樂文化，培養音樂專門人才及師資為宗旨。

　　二十九年二月，籌備委員會成立，同年三月成立實驗管弦樂團，八月教育部將青木關關口省民眾教育館館長訓練班房舍，作為該院院址。所有設備，撥歸該院應用：九月招生，十月籌備委員會結束；十一月一日該院正式成立，開始授課�！�(摘自《在抗戰中成長的國立音樂院》語)。

　　青木關雖然地處重慶市郊，是抗戰時期陪都最偏遠的遷建區之一，但包括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內的機關與一批學校都遷到了這里，再加之地處成渝與渝碚公路的要沖，連接著沙磁與北碚兩大文化區，也算得是抗戰陪都的文化高地。

　　國立音樂院在當時屬于中國三大專業音樂院校之一，著名文化人士謝壽康、吳伯超、楊仲子和教育部長陳立夫、次長顧毓琇先后在該院擔任或兼任過院長;江定仙、楊蔭瀏、劉雪庵等60多位音樂界名流曾在此執教。

　　從1940年起，這個為中國音樂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并為新中國輸送了大量高水平音樂人才的大后方最高音樂學府，也成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音樂抱負和音樂才情的熱血青年，在戰火紛飛和顛沛流離的戰爭年代里，實現音樂夢想的搖籃。

　　《康定情歌》從青木關飛向世界當年的國立音樂院，雖然地處偏遠，條件簡陋，但學生們的求學熱情卻是十分濃烈的，學校的學術氛圍也異常濃厚。除《樂團》半月刊之外，還有中國音樂社主辦的墻報《新路》和《通訊》叢刻，以及山歌社主辦的《山歌》墻報、《山歌通訊》和《中國民歌》輯成。尤其是“山歌社”的成立，影響深遠。

　　1945年3月12日， 國立音樂院院內墻上出現了以“山歌”為名的壁報，這是理論作曲系1947級同學辦的學術欄目，在此基礎上，音樂院組建了“山歌社”。山歌社的活動秉承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目光向下的學術傳統，對一批優秀民歌的鋼琴編配是中西音樂文化交匯的必然結果，民族化和聲被廣泛探討。

　　在山歌社的影響下，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的年輕學子開始深入民間采風，而吳文季就是其中的一位。誰曾想，被譽為“中國第一情歌”的《康定情歌》竟是在此時出自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學生之手，這確實有些石破天驚的意味——1946年5月，吳文季在甘孜某青年軍夏令營任臨時音樂教官期間，從青年學生口中聽到了溜溜調后，整理完成了《跑馬溜溜的山上》，后改名為《康定情歌》，后來由著名作曲家江定仙配了曲，被著名歌唱家喻宜萱首唱，隨即風靡全國。上世紀90年代末甚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十首民歌之一。

　　國立音樂院的創建，不但為大后方的音樂學子提供了一個實現夢想的搖籃，還為青木關地區乃至整個重慶的民眾文化生活品質的提升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為紀念國立音樂院抗戰時期所作的貢獻，1995年，重慶市文物管理部門，在原校址修建了國音臺紀念雕塑，由三個半邊豎琴碑組成，寓意“國破山河在”。同時三個豎琴碑分而緊合，凝聚成一個整體，具有頑強挺拔的巨大張力，給人激憤昂揚的特殊感染力，從而再現了國立音樂院在重慶的光輝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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