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的是意大利大提琴,配以法國制和德國制的弓,奧地利和德國的琴弦;我的女兒在法國出生,長子則在比利時,次子在意大利,幼子在瑞士;我開一部日本車,戴瑞士手表,印度項鏈。我到任何地方,只要那里的人賞識我和愛聽古典音樂,我都有回到家的感覺。 ”
——米沙·麥斯基
雕塑般的外表,蓬亂卻不失優雅的銀發,外加時尚的著裝,素有“硬漢”之稱的米沙·麥斯基雖已年屆七旬,仍被不少年輕樂迷追捧。5月17日至23日,這位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古典樂團最具代表性的大提琴演奏家將攜手德國傳奇樂團——班貝格交響樂團和指揮喬納森·諾特進行訪華演出,先后造訪上海、濟南、天津和北京,演繹巴赫、貝多芬、埃爾加、柴可夫斯基的經典之作。
兩位“精神之父”
麥斯基總說,“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大提琴家” 。1948年生于拉脫維亞, 17歲時便在全蘇聯的音樂大賽中獲獎,并獲得了與“列寧格勒愛樂樂團”演出的機會。第二年他又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大賽上獲獎,并被保送莫斯科音樂學院深造,師從當代大提琴巨匠——羅斯特羅波維奇。“跟羅斯特羅波維奇學習是我從小的夙愿,后來終于如愿以償。他對于我來說,不僅是教我拉琴的老師,因為我親生父親在我年幼時去世,他成為指導我為人處世的精神導師。‘老羅’一直以來都想要有個兒子,他自己是兩個女兒,所以,他也常把我當成他自己的孩子。 ”
但是,麥斯基的音樂人生在23歲遭遇重創,麥斯基的家人移民到以色列,政府猜測他在莫斯科完成學業后也會移民,于是用莫須有的罪名將他關押入獄一年半,并提出一筆數額驚人的培養費作為賠償。后來一位美國商人贊助了他,1972年麥斯基離開了蘇聯,成為世界公民,開始了“第二次人生” 。“大提琴家皮亞蒂戈爾斯基是我第二次人生中的父親。近兩年沒有音樂的牢獄生活,讓我更加成熟,我的第二次人生完全是嶄新的,新的語言,新的環境。那時候,我遇到了生命瀕臨尾聲的皮亞蒂戈爾斯基,他的日子所剩無幾,碰到我這樣如饑似渴地吸取力量的年輕人,當然要把一生積累的豐富精神內涵與我分享。 ”
一把至愛之琴
1973年,剛從牢獄之災中解脫出來的麥斯基回到闊別了18個月的舞臺,在紐約的卡內基音樂廳演出。音樂會結束后,一位匿名的捐贈者贈送給他一把18世紀的“蒙塔格那那”名琴,麥斯基一直把這把大提琴視若珍寶。“我始終堅持把音樂傳遞到聽眾的內心而不僅僅是聽眾的耳朵。我很幸運能與手中的這把大提琴相遇。就像我一直強調的,是這把大提琴選中了我,而不是我挑選了她。從1973年11月起,到今年已經是我們相愛的第42個年頭了,我們從未分開過,我也從未想過要另覓所謂‘更好的’大提琴。在我看來,無論是哪種意義上的‘相愛’ ,我都認為一往而深的感情是最好的。 ”麥斯基這樣表達他對自己這把大提琴的感情。
除了引以為傲的樂器之外,麥斯基認為是自己的獨特的經歷為演奏增添了獨一無二的色彩,“當我用一個音樂家的身份來看待這個世界時,我明白開拓眼界對音樂家來說是多么重要,也只有這樣,我的演奏才不會一成不變。隨著演出,我感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不同的飲食習慣、穿著品位、演奏習慣在我眼中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同的宗教孕育了不同的文化,當我們學會尊重彼此的宗教時,才是我們真正尊重彼此文化的時刻” 。
挑戰“埃爾加協奏曲”
50年前,英國指揮大師巴比羅利和女大提琴家杜·普蕾詮釋的埃爾加的《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感動了無數觀眾,并引起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灌錄的唱片成為上世紀60年代最暢銷的唱片,而大批中國樂迷對這張EMI公司錄制的唱片仍津津樂道。此次訪華演出中最引人關注的曲目便是麥斯基與班貝格交響樂團合作埃爾加的《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認識她,在莫斯科上學的時候。其實在杜·普蕾的詮釋之前,埃爾加協奏曲也進行過公演,但確實她的演奏讓這首曲子廣為人知,我個人也受到她很大的影響,很長時間都不敢演這部作品,怕不自覺地會去模仿她,但現在好多了。今年1月27日,是杜·普蕾的70周年誕辰日,為了紀念她,我演奏了這首作品,那是個激動人心的時刻。 ”
現年67歲的麥斯基與很多出色的音樂家有過合作,他談到,“印象最深的之一便是與伯恩斯坦、維也納愛樂樂團及克萊默在1982年合作的勃拉姆斯《小提琴與大提琴雙協奏曲》 。之后我非常有幸再次與伯恩斯坦合作了《舒曼大提琴協奏曲》 ,本來我們還計劃再合作一首作品,但很遺憾不久后他便去世了。今年也正好是我和瑪塔·阿格里奇相識40周年,她是我最喜愛的當今在世的音樂家之一,我和她一起灌錄了很多唱片。今年我們還將在日本、瑞士和德國合作登臺演出。我非常榮幸一直和她保持著多年的友誼和合作關系” 。而與中國音樂家的合作,麥斯基印象深刻的是郎朗,并評價郎朗“是位非常出色且有天分的音樂家” ,希望以后還能有機會和他再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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