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里、很多場合中的中小學音樂教師會議上，當主辦方為某個議題的設計費盡心力，希望大家能夠有高質量的、最一線的思考體會和實踐探索時，多數一線教師卻是大倒苦水，說自己單位的領導如何不重視音樂課，其他科目老師又是怎樣隨意占用音樂課，整個會議從“研討會”變成了“聲討會”。我曾經不止一次在這樣全國的會議上，見過中國教育學會音樂教育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吳斌無奈又痛心地告誡廣大老師，雖然音樂課不受待見是實情，但當我們自身沒有對音樂教育更高層次的認識和追求，并擺出獨特的、無法讓人反駁的理由時，音樂課不受重視的情況，也就沒有多大可能發生改觀。

　　我們對學校領導和同事擺出音樂課重要的理由又是些什么呢?不外乎是它可以愉悅身心，它可以促進其他科目的學習等。但別忘了，這些理由并不是音樂課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而是一種附屬性的工具價值。工具，其屬性之一是可替代性，而如果可替代，也就意味著可有可無。吳斌的發言，確實找出了音樂課不受待見的諸多原因之中的一個重要的、卻也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原因：我們音樂教師自己確實為別人的不待見，無意地推了一把。

　　從最基本的“音樂教育”這個稱謂開始，我們就應該知道，音樂是手段，教育是目的，手段可以是鋼琴、小提琴、二胡等，目的可以是情操、修養、氣質等。具體的手段好說，但包括在目的之內的諸項要求，就不太好說了。比如氣質，我們都希望學習了某種樂器的孩子具有良好的氣質，可是落實到每個人的心中，氣質的含義又是不盡統一的。這個不統一對于滿懷期望的家長來說，是可以理解的，但對于從事音樂教育的教師來說，卻一定要有一個相對家長來說高一些的認識，否則我們無法回答家長對此問題的疑慮和要求，更無法科學地駕馭自己具體教學的方法和實踐。

　　業余音樂教育中教師對于教育視野與胸懷的欠缺，確實是很多孩子沒有科學進行音樂學習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可以用技術——音樂——教育的鏈條遞進關系來闡述這樣的問題。鋼琴傳入中國的時間不過百年，真正進入百姓家庭不過三十年，我們對于鋼琴在基本常識和基本技術層面的認識和把握還處于一個相當低的水平，因此周廣仁在北京連續舉辦了十屆的鋼琴師資培訓班，從識譜和技術的基礎問題開始講起。但二十年過后，我們有了一定認識和基本把握之后，卻沒有音樂，大多數孩子彈出來的僅僅是聲音，而且是不太好聽的聲音。當我們威逼利誘地用考級、比賽、獎勵、懲罰等形式與手段，讓孩子堅持了十年下來，“成人后這十年能給他的一生留下些什么?”這個出自曉捷文中最重要的問題(《音樂周報》2014年11月19日爭鳴版文章，原文請點擊頁末“閱讀原文”)，必然是要超越技術和音樂而只能用教育來回答的問題。不要忘了，二胡也同樣如此，這件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樂器，在教育的層面上與鋼琴學習面臨的終極教育問題是一樣的。

　　現在全國各地的器樂師資培訓班仍然在不斷進行著，大家仍然在探討著如何把貝多芬彈成貝多芬應該的樣子，把《二泉映月》拉成阿炳的樣子，近二十年來的培訓班莫不如此，我們總是在技術手段的層面上繞來繞去，而基本上沒有一個更高層次、更開闊的視野的培訓項目。限于目前的現實狀況，我們仍然需要識譜技術的培訓，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這仍是重要和必須的一部分。可中國業余音樂教育轟轟烈烈地發展了三十年之后，我們只是局限于這樣項目的培訓，是否是缺乏前瞻眼光、全局觀念、開闊思維的表現?就像我們要溫飽時，就需要有諸多的扶貧項目，當溫飽解決時，就要升級換代成小康的概念了，可是當小康到來時，我們卻發現并不幸福——而這卻是我們最應該追求的、最根本的、終極的目標呀!從根本意義上，缺乏了藍天碧水的自然環境，用河水污染和空氣霧霾換來的小康，肯定談不上真正的幸福。現在再去治理污水和霧霾時，我們是否在走回頭路?有沒有在溫飽的扶貧項目起步時，就考慮到終極的幸福目標?所以，我們的培訓是否從技術——音樂——教育的路子倒轉過來，把廣大教師最欠缺的教育方面的修養提上來?當有了目標方向之后，其實手段是容易尋找的。就像光為汽車加油打氣，卻只是大概明白行駛的模糊方向，沒有完整的路況考察和準確的路線設計，那么這輛車能跑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風景，最終能否到達目的地，就成了一個未知和難以解決的問題。（文 | 王群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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