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唱片公司到電視劇、晚會，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中國音樂創作人與其雇傭者之間的關系，大多是干一票算一票的形式。這種散漫、一次性的合作關系的形成與版權制度不完善有直接關系。因為日后的版權得不到保障，原創者往往抱著“賺一票就走”的心態。與此同時，這種關系的形成也大大減低了音樂原創者制作精品的積極性。在以后互聯網大行其道之時，它更顯示出消極的作用。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這15年，堪稱中國流行音樂輝煌浪漫的15年，無數資金如洪水般涌入樂壇，把唱片業捧成一輪紅日，無數才子佳人紛紛闖蕩樂壇，希望能夠一曲成名。

　　令人惋惜的是，在唱片業的黃金時期，整個行業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保護體系。造成這個結果，既有唱片公司自身缺乏版權“基因”的原因，也有政府管理上不可推卸的責任。國內的版權事業起步比較晚，1990年9月著作權法頒布，1991年6月開始實施，直到1998年9月中國版權保護中心才正式成立，1999年才有首例由法院強制執行的著作權行政處罰案。在音像制品管理上，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文化部、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署三駕馬車同時監管。而多重監管往往導致的便是互相推諉、無人問津。

　　也是在1999年，賴秀薇從惠州夏里巴調任廣州太平洋。雖已有心理準備，但她仍未料到，即將面對的是一個迅速衰退的市場。

　　“音樂還活著”

　　如果不是有人帶路，很難想象在廣州機場路如此龐大的化妝品市場里，還隱藏著中國目前唯一的音像品批發市場—廣東音像批發市場。

　　這家如今門廳冷落的市場曾有過輝煌的時刻。從某種角度看，它的存在與發展也見證了政府與非法音像產品博弈的過程。

　　1996年，為了杜絕盜版翻版，便于音像出版物的管理，當時監管音像制品的文化部下令所有音像批發單位都要進駐音像城，以便從源頭管理音像品。同時由文化部牽頭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建立四個示范性音像批發、銷售市場。最終北京、上海、廣州三處建成，武漢因客觀條件不成熟而沒有成立。

　　然而由于職責劃分不清，很快“各地的音像市場成為了走私、盜版音像制品的天堂”。

　　1999年，因為音像市場里非法音像制品“猖獗”，文化部又開始取締音像市場。經過兩年左右的清理，全國200多家音像城被清空，只保留了北京和廣州兩家正規批發市場。

　　那一年，陳俊調任廣東音像市場任副總經理。在陳的感覺里，2005年是市場興衰的分界點。“互聯網太厲害了。”他說，“以前是看電視，看碟，聽廣播，現在網站一看，下載那么多，手機鈴聲有音樂，電腦也有，公共場所也有，上個樓梯坐電梯里面還有大屏幕……”

　　互聯網的興起，令虛擬盜版代替了實體盜版。甚至，唱片作為音樂的媒介開始被大眾淘汰。

　　對于唱片公司，互聯網造成的寒流早在2000年就已經到來。賴秀薇有切身的體會。“我1999年來到太平洋之后，整個市場開始走下坡路。”那幾年，她明顯感到同行在減少。以前唱片業的下游廠商，比如塑料盒制作廠都紛紛轉型做了化妝品包裝。太平洋唱片的產量也在大幅下降—“我們的月產量從上百萬下降到30萬、20萬、10萬、8萬，到現在一年可能就只有20萬到30萬了。”

　　在星外星唱片董事總經理周小川看來，中國唱片業在互聯網時代里，經歷過兩次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