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口述史體現采訪人(撰寫人)、口述人的史學觀和主體性

　　其立場是口述者與采訪人的，而不等于只是采訪記錄的匯總和疊加。原本的想法，主要是以對老藝人及相關人士的采訪來呈現，后來認識到課題的成果中應該體現出研究者的主體性，而不能簡單地把采訪材料、素材堆砌起來就算是完成了課題。課題的成果形式，我們對昆曲口述史的認識還不應該僅僅是這樣一種客觀呈現。應該明確我們在口述史中的主體性，但主體性又不是主觀性，不只是被動、機械地對藝人進行采訪，然后把采訪材料按照年代或者按照專題排列出來。僅僅這樣做，是遠遠不夠的，而應是以此為基礎建立口述者立場的昆曲發展史觀。

　　要進行客觀的采訪，然后把采訪得來的資料融入到對史的認識當中，或者從采訪中進一步得出對史的認識。運用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實際上就是過去的田野調查、訪談等方法。但今天之所以叫做“口述史”，而不叫做“田野考察”“考察報告”等，還是在思想、觀念、方法上賦予了新的內涵，所以我們從事這一項國家重點課題要樹立主體意識，這個主體意識建立在我們對二十世紀以來昆曲歷史的準確描述之上;另一方面，我們今天所運用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可以豐富和發展今后的昆曲研究，乃至戲曲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昆曲口述史研究的方法和原則

　　如美國口述歷史學者唐納德·里奇所認為的“制作口述歷史根本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這對于將這一研究方法運用于20世紀昆曲歷史研究也是一項挑戰。對采訪對象的選擇，是在綜合考慮當代昆曲生存和發展現狀及各方面因素基礎上確立的，以演員為主體，而包羅昆曲各個方面，各個地區、各個部門。采訪提綱的形成如前所述也是在有針對性情況下形成的，著眼于20世紀昆曲的發展歷程，重要的劇目生產、事件和傳承等。采訪者對采訪對象所述有引導而不影響其觀點表達，以保持采訪對象敘述的客觀性。在這里，“訪談者和受訪者共同參與口述歷史，兩者缺一不可。就訪談工作的實際整體目標而言，口述史家應該是那位負責策劃、準備、執行、后續處理和詮釋的人。訪談者是以互動的方式與受訪者合作的，他要提問題，針對受訪者的回應做追蹤，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遺忘的資料來協助對方。訪談者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在處理生活發展史的時候，切不可忘記談的是‘誰的故事’�！� 對采訪的文字整理，第一步是實錄，即完全按照采訪中被采訪者錄像視頻中的敘述忠實原錄，以保持采訪文獻的歷史真實和準確;第二步，是在實錄基礎上的整理，尊重受訪人的隱私和個人要求，在公開出版前刪除其不愿公開的內容，并得到受訪者的書面授權。按照口述史的要求，刪減一些與采訪內容無關或關系不大之處，對一些內容前后重復或口語累贅之處，加以精簡疏通。

　　這樣的口述采訪，形成的是個體的昆曲口述史。而我們現在所要做的“20世紀昆曲口述史”還不停留在這樣一種個體層面——盡管這種一個個個體已達140多人，而是以個體口述為基礎，建構一部能夠反映20世紀昆曲發展整體面貌和歷程的口述歷史。其提綱的設置和構架思路，既源于已有對20世紀包括當下昆曲發展的線索和文獻，更側重于本次專門的采訪，本次采訪也是撰寫這部昆曲口述史最基本和主要的事實依據，也借鑒和吸引此前的口述和回憶，包括學者們已然的研究成果，無疑，這部昆曲口述史，亦將成為一部事實史料充實豐富、旁征博引、另辟蹊徑而頗具特色的史著。(中國文化報/劉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