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敏感的薛范感到：藝術無國界，蘇聯歌曲今后還會被介紹到中國來。于是，他天天搖著手搖車到上海圖書館，查找60年代以后的蘇聯雜志。中午只吃幾片面包。很多次因停電而電梯不開，薛范就拄著拐杖，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挪上去。不巧的是上海圖書館還沒有1964年至1970年的蘇聯雜志。他打聽到北京圖書館有，便毅然把手搖車托運，只身北上。那時，北京圖書館還在北海一帶，到北京后，他每天搖著手搖車從所住的紫竹院的朋友家到北海，再由北海回到紫竹院。就這樣，他填補了我們對那段時期蘇聯歌曲的空白。至今，由他翻譯配樂的蘇俄歌曲有900多首。

　　翻譯者只不過是“二傳手”

　　可以說，薛范翻譯的蘇聯歌曲，是烙在中國整整一代人的生命年輪上。在中國舉行的音樂會結束，會有許多人向薛范獻花，抱著薛范哭著說：“我是聽您的歌長大的。”“我們家是唱著您的歌度過那困苦的歲月的。”的情景不知出現過多少次。

　　俄羅斯紅旗歌舞團多次來華，每次演出結束謝幕時，薛范被邀上臺，歌舞團的指揮家、獨唱家、合唱隊長、樂隊長和舞蹈隊長分別在全場觀眾熱烈的鼓掌聲中，向薛范獻花。

　　“中國資深翻譯家”薛范的成就更是多次得到俄羅斯政府的褒獎。他先后獲得俄羅斯聯邦政府授予“榮譽證書”、 “尼·奧斯特羅夫斯基金質獎章”，中俄兩國政府頒發“中俄友誼紀念獎章”和“俄中友誼紀念獎章”以表彰薛范“在中國推廣和傳播俄蘇歌曲的巨大貢獻”。

　　特別是1997年11月10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親自向薛范授予“友誼勛章”，榮譽證書上這樣寫著：“鑒于語言文學家薛范對俄中友誼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績”。原蘇聯作曲家協會音樂學與音樂評論委員會主席弗拉吉米爾·查克致函薛范： “從您杰出的翻譯作品中，曲和(漢語)詞交融在一起，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您對于歌詞有著卓越的審美感，把握住詞的歌唱性，從而您的譯詞化為了音樂……正是您，在中國大地上賦予這些歌曲以生命。”

　　而薛范卻說：“我譯配的歌曲獲得社會承認，這樣的榮譽原本應屬于原作者，翻譯者只不過是‘二傳手’，而人們‘愛屋及烏’，把屬于原作者的榮譽給了我，在我看來，這是對我工作的莫大鼓勵和最高獎賞了。”

　　音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也許有人以為，如此大的成就，薛范的物質生活也一定很富有。其實不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薛范是靠父母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歌曲的雜志，現在只剩了北京的一家，大多數作品難以發表，就是發表了稿費也很低。很多人為他的境遇奔走呼吁，直到1999年才得以解決，享受上海作協的專業作家待遇。

　　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薛范還搖著手搖車到處去普及音樂知識。他抱著一個信念——“一直想在辭世之前記錄下來”，將半個世紀以來從事外國歌曲翻譯所積淀的心得總結出來，出版了《歌曲翻譯探索與實踐》，全書共十章，近20萬字。這是迄今為止國內第一本有關歌曲翻譯的學術理論著作，表現出作者對歌曲翻譯的認識論、方法論和目的論的真知灼見，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的一項空白。

　　薛范的努力令凡人感到不可思議。許多記者都問過他的動力來自何方?他往往說：“沒有什么動力。要是非要說動力，那就是我太喜歡音樂了，音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早已融入我的生活和生命。”

　　今年是薛范八十大壽，也是他從事外國歌曲翻譯六十周年。60年來，他譯配的外國歌曲有2000多首，出版的歌曲集和專著有30多本。他在樂友的幫助下設立了網站，建立了薛范音樂工作室。上海音樂出版社最近又隆重推出《薛范60年翻譯歌曲選》。但薛范沒陶醉，沒停步，他的頭腦非常清醒。10日下午，本報記者隨薛范先生到上海交響樂團，與交響樂愛好者進行交流。薛范說:“我們今天唱蘇俄歌曲，不是懷舊，是在欣賞那些經過歲月篩選，依然閃著光華的藝術珍品，是對我們曾經擁有而如今正在失落的許多彌足珍貴的東西的呼喚。”(深圳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