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自從問世以來，一直盛傳不衰，成為擁有世界聲譽的一首經典作品，薛范是世界上第一個把這首蘇聯歌曲譯成俄文以外文字的人。還有人統計過，在世界上，用漢語唱《莫》的人遠比用俄語唱的人多。這首歌曲早已成為一首中國人自己的歌曲。

　　在“文革”中，唱這首歌要被扣上“封資修”的帽子遭到批判，但在城市里人們躲在閣樓里仍在聽著這張唱片;在邊境、農村，農墾戰士、“插兄插妹”依偎在草垛上輕輕地吟唱著這首歌。薛范有一次在街上聽見兩個少年邊走邊輕聲唱著《莫》，他禁不住熱淚盈眶。這可是“不許唱”的年代啊!他聽過多少中外著名歌唱家演唱這首歌，但這一次讓他最為動容最為難忘。當又可高歌的時代到來時，無論薛范到哪里參加活動或上電視，《莫》就是背景音樂。每次他和樂友們見面時，臺上臺下總是同聲高唱這首歌曲向他致意。《莫》成了他最響亮的名片。

　　別注視我的輪椅

　　寫到這里，熟悉薛范的人會說，你怎么沒提到他是個殘疾人啊!是的，我是故意先避開這一點的。因為薛范向我，也向其他記者說過：“請注視我，不要注視我的輪椅。”他認為殘疾人與正常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同樣有生活、工作、貢獻的權利。因此，薛范參加過無數次有關音樂的活動，卻從不以殘疾人的身份去講演如何自學成才，“我愿意以一個專家的身份去談談我的專業。一個人應該以為社會作出的貢獻而受人尊敬，而不是因為殘疾人才被看重。”

　　薛范1934年9月出生于上海一個多子女的大家庭。兩歲時一場高燒使他得了小兒麻痹癥。他知道別的孩子學習不好，還可以靠體力吃飯，而他如果學習不好，就只能永遠成為父母親友的“累贅”。家里人背著他上完了小學、中學，成績名列前茅。高三要填報高考志愿了，他想讀理工，今后做工程師。老師勸他改學外語，將來搞搞文學翻譯，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樣，用筆為祖國建設服務。他報考了上海俄語專科學校，并以優異成績被錄取。誰知道，當他興沖沖地搖著手搖車到學校報到時，校方才發現這個新生竟然下肢嚴重癱瘓，被告知不予入學。那個時期，殘疾人是不能進高等學府的。

　　薛范并沒有因此而懊喪卻步，他在家跟著電臺廣播自學俄語，也常搖著手搖車到電臺去向別人討教，電臺編輯們都熟悉了這個執著的“函授學員”。有志者事竟成。1953年薛范試著翻譯了蘇聯歌曲、穆拉杰里的《和平戰士之歌》，投給了上海的《廣播歌選》，沒有想到發表了，并由電臺教唱了。這是他翻譯發表的第一首蘇聯歌曲，對他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廣播樂團的負責人對他說：“給我們翻幾首蘇聯歌曲吧?”過不了多久，他真的為上海廣播樂團譯配了混聲合唱曲杜納耶夫斯基的《春天進行曲》。從此，他一發而不可收。

　　自強不息的“傳說”

　　薛范不想在他的事業和成功中注入世人對他的憐憫，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奮斗，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也正是因為如此，他無時無刻不向自己的殘疾挑戰和抗爭。

　　譯配外國歌曲難度很高，是有曲后填詞。薛范說：“歌曲翻譯是一門藝術，同時它也是一種‘二度創造’，一種藝術再創造的過程，而不僅僅是一種語言轉換的過程。”為搞好二度創作，薛范不僅自學掌握俄、英、法、日等國語言，而且對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明雜劇和音韻學也進行精深研究，還自修外國音樂史、作曲理論和音樂作品分析等專業知識以及大學中文系全部課程，飽汲藝術營養。 要知道薛范脊柱扭曲，不能行走，也不能久坐。他的許多功課，是跪在床邊完成的。

　　五十年代他擴大視野開始翻譯其他國家的歌曲。沒樂譜，他就到處借錄音帶，去電影院摸黑記譜。遇到比較復雜的歌曲，甚至要買幾次票去看去記。不多的稿費幾乎都擱在了電影院里。

　　“文革”開始后，作為高級職員的父母工資被扣了一半，薛范也沒有了稿費收入。為了生活，父母幾乎變賣了家里所有的東西，他寄信連張4分錢的郵票都買不起。薛范是靠稿費生活的自由職業者，這反而好，沒有單位抓他去批斗，街道上批判了他一下，就無人過問了。但讓薛范肝膽欲碎的是“破四舊”時，紅衛兵抄走并損毀了他十幾年來搜集積累的中外圖書、期刊、樂譜、唱片、圖冊等音樂資料，還有花了大量心血一字一字摘錄的筆記卡片、詩詞抄本及未完成的譯著文稿等。但薛范也不因此而泄氣。不能翻譯蘇聯歌曲了，他就悄悄地翻譯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中的插曲。讀外文版的《毛澤東選集》學外語。有時也會望著天花板發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