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處于十分動蕩的局面，全國人民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重大歷史時期，因此，反映為民族解放事業而斗爭，幾乎成為這一時期音樂創作的共同主題。作曲家將革命性、群眾性和民族性等這些因素注入了各種不同音樂體裁的創作之中，其中，藝術歌曲創作是該時期音樂創作中的主要形式之一，一批卓有成就的作曲家以不同的題材和形式創作了相當數量的藝術歌曲，他們在趙元任所確立的中國民族化藝術歌曲創作原則上，把中國傳統音調與民族和聲運用得更加成熟，形成了中國近代藝術歌曲創作又一新的風格，從而成為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期。此時，作曲家們努力發揮歐洲音樂文化中的優點之處，并拿來為已所用，可以這樣說，西方音樂文化的引入也給當時的中國音樂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得這一時期的藝術歌曲創作既體現了時代精神，又在創作上開拓出了新的路子。

　　這階段按題材大體可分為兩大類藝術歌曲：第一類是以近代詩詞為題材所創作的藝術歌曲，代表作品有黃自的《思鄉》、《春思曲》、《玫瑰三愿》、《踏雪尋梅》、《雨后西湖》、陳田鶴的《山中》、《秋天的夢》、《雁子》、《牧歌》、《望月》、《采蓮謠》、《哀挽一位民族解放的戰士》、《制寒衣》、江定仙的《靜境》、《歲月悠悠》、《國殤》、劉雪庵的《飄零的落花》、《長城謠》、《巾幗英雄》、《追尋》、應尚能的《燕語》、《吊吳淞》、賀綠汀的《嘉陵江上》、夏之秋的《思鄉曲》、《賣花詞》、張定和的《嘉陵江水靜靜的流》、《江南夢》、陸華柏的《故鄉》、趙元任的《老天爺》等。作曲家們在這些作品中，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藝術家個人對當時客觀世界的體驗和人們對社會現實的感受。他們從現實的斗爭生活中選擇題材和吸取創作靈感，使新的音樂語言與詩人的思想在內容和形式上達成統一，并在他們的作品中注入了革命的因素，將斗爭的氣氛融入作品之中，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為國家、民族而斗爭。這些作品在題材上緊扣時代主題，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賦予了此類題材藝術歌曲更廣闊的社會作用。

　　第二類是以古典詩詞為題材所創作的藝術歌曲，代表作品有青主的《我住長江頭》、黃自的《點絳唇·賦登樓》、《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花非花》、陳田鶴的《采桑曲》、《春歸何處》、張肖虎的《聲聲慢》、劉雪庵的《春夜洛城聞笛》、冼星海的《采桑子·別情》、《楊柳枝詞》、江文也的《水調歌頭》、《清平調》、《古琴吟》、《江村記事》、《雁傳書》、譚小麟的《自君之出矣》、《彭浪磯》等。這類題材的藝術歌曲，十分注重中國古典詩詞的韻律美和高雅氣質，重視用音樂語言表達詩的意境，在創作上更加精雕細琢，使得這類題材的藝術歌曲更加藝術化，保持了中國傳統清雅高潔的韻味。

　　三四十年代，在眾多的作曲家所創作的藝術歌曲中，以黃自的作品最為典型。黃自在該時期創作了大量的藝術歌曲，其中有許多作品可視為上乘之作。他的藝術歌曲風格雅致、技法精湛、結構層次分明，在音樂語匯(包括旋律、和聲)的運用上，要比蕭友梅、趙元任等人的作品有明顯的提高。無論是選用近代詩詞所創作的藝術歌曲，還是選用古典詩詞所譜寫的藝術歌曲，他都力圖使音樂的旋律、節奏與詩詞的聲調、韻律緊密結合。他還特別注重鋼琴伴奏的襯托作用，使鋼琴伴奏成為藝術構思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有的作品鋼琴伴奏部分可以離開人聲歌唱聲部而成為鋼琴獨奏曲，表現出黃自高超的藝術造詣和創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