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流行的西涼樂曲有《陽翟新聲》、《神白馬》等，前者《樂府詩集》收錄齊王融五言四句歌辭一首。此外，西北少數民族音樂“高昌樂”隋時尚未被列入朝廷樂部，但已進入宮廷。文帝開皇六年，高昌獻《圣明樂》時，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文帝令宮中樂人在館邑偷聽，然后預先于宮中排演，高昌樂人獻樂時，驚異的發現隋宮中已有此曲。這個精心策劃的舉動意在宣揚國威，懾服“四夷”，但同時說明一個事實，即由于民族音樂在漢文化圈的長期傳播，使之不再令人感到陌生，完全具備模仿演奏新曲的能力，隋唐樂部的完備是基于這一條件的。

　　唐代國力強盛，氣度恢宏，空前開放，以更大的魄力鑄造著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繁榮局面，而民族音樂文化至此也達到進入漢文化圈的高潮。唐代立部伎八個舞樂中，《慶善樂》用西涼樂，音樂頗舒緩清雅，《大定樂》、《上元樂》、《圣壽樂》、《光圣樂》等皆用大鼓，雜以龜茲樂，高亢激烈。坐部伎六個舞樂中的《天授樂》、《鳥歌萬歲樂》、《小破陣樂》也都用龜茲樂，可見龜茲、西涼樂幾乎是唐代宮廷音樂的主流了。

　　隋唐諸部樂在《樂府詩集》中是作為“雜舞”介紹的，但絕大多數并元歌辭，因而它們在樂府藝術史上地位重要，在樂府詩史上則沒有多少痕跡。而被《樂府詩集》收入“近代曲辭”的唐開元、天寶間邊地供奉的“大曲”則有不少曲辭。《新唐書》卷二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后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為時重”說明這類邊地大曲屬于“胡部新聲”，經邊地貢樂的途徑進入宮廷，并且受到重視。其中《涼州》是開元年間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獻的，《渭州》、《伊州》是天寶年問西涼節度使蓋嘉運進獻的，此外，尚有《陸州》《石州》等曲。邊地是民族聚居之處，比如“渭州”，北魏永安三年置，以渭水得名，在今甘肅隴西縣一帶，唐安史之亂后屬吐蕃，中和四年復歸唐。《隋書》載隋時渭州刺史豆盧勛，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其地有高武隴，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為之所苦，后因勛馬足所踐，有飛泉涌出。這段記載說明“渭州”是民族雜居之地，羌人是其中之一。邊地所出的音樂，具有民族音樂特點是很自然的。邊地之曲較多描寫邊地的苦寒、風俗的瑰麗、戍邊的艱辛，抒發思歸之情，如“朔風吹葉雁門秋，萬里煙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北，胡笳夜聽隴山頭(《涼州》第二)”，“國使翩翩隨旆旌，隴西歧路足荒城。氈裘牧馬胡雛小，日暮蕃歌三兩聲”(耿淖《涼州詞》)，“西曲輪臺萬里余，故鄉音耗日應疏”(《簇拍陸州》)。

　　唐時流行的舞曲《柘枝》也屬于胡樂。唐人沈亞之《柘枝舞賦》日：“往者某值宴于鄭衛之侯，坐與客序。樂作，堂下行舞。男女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矍然。既罷，升鼓堂上，弦吹大奏，命為柘枝舞，則皆排目矢座。客日：‘今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惟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於態，誠足以賦其容也。’因顧余序之，以洗客念。賦日：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兮，命佳人以繼態。”宋陳嚦《樂書》：“柘枝舞童衣五色，繡羅寬袍，胡帽銀帶”，說明柘枝舞至北宋時依然流行，從舞者的服飾看，源出胡樂。《樂府詩集》舞曲歌辭收錄唐王建和薛能《柘枝詞》以及溫庭筠的《屈柘枝》。唐代胡樂的流行史料記載頗多，《新唐書·武平一傳》：“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元稹《法曲》：“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城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火風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盡管元稹、白居易等認為胡樂流行即是“以夷亂華”，不利于統治，但民族音樂在唐代的繁盛，實屬歷史趨勢，出于政治目的的主觀排斥并不能阻擋這一潮流。

　　少數民族音樂對樂府藝術的影響，不僅反映在樂種和曲調上，而且體現在歌辭的內容中。唐樂府中有不少對胡樂、民族藝術家的描寫，即如貶抑胡樂的元稹和白居易在他們創作的《新樂府》組詩中，描繪了康居國的舞蹈家善翻騰回旋、如回風流電般炫人眼目的技藝(《胡旋女》)，以及西涼地區表演獅子舞的道具、服裝、舞蹈動作(《西涼伎》)，展現了民族藝術的豐富畫卷。此外，李賀“胡角引北風，薊門白于水”(《塞下曲》)，劉長卿“琵琶弦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王昭君》)，唐太宗“胡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飲馬長城窟行》)，耿淖“氈裘牧馬胡雛小，日暮蕃歌三兩聲”(《涼州詞》)，描述了胡樂樂器與舞蹈。可以說，民族音樂文化催生了唐代新的樂府種類，而樂府歌辭同時記錄了民族音樂文化。

　　綜上所述，民族音樂進入宮廷樂府既有上層途徑，如漢時使節的往還、唐時邊地獻樂等，也有民間途徑，如鼓吹和橫吹曲在進入宮廷前都曾流傳過民間。民族音樂在進人樂府系統后，或較多保存原貌，如“梁鼓角橫吹曲”，或者經過了改造，如《巴渝舞》的雅化以及李延年所作橫吹新聲。民族音樂對樂府詩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樂類、曲調、歌辭三方面。樂類以郊廟歌辭、鼓吹曲、橫吹曲、隋唐大曲最為突出。至于淵源于民族音樂的曲調，各時代都有，不列舉。民族音樂對歌辭的影響體現在內容、體式兩方面，前者如南朝人大量擬作的“漢橫吹曲”形成為影響深遠的邊塞樂府系列，后者如庾信在北周所作雅樂歌辭中采用的七言和雜言體式。民族音樂有時只作為舞樂和器樂表演，比如南朝人喜好的胡戎伎以及隋唐時的坐、立二部伎，并無歌辭，所有論民族音樂與樂府藝術的關系，有必要將樂府音樂、樂府詩歌分開來談。盡管有上述復雜情況，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自漢至唐，民族音樂從未停止進入漢文化、進入樂府音樂系統并影響樂府詩史的面貌。樂府詩史再次說明了少數民族文化在中華文化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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