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主調音樂創作為主流的創作特點
主調音樂是多聲部音樂的一種,整部作品的進行以其中某一個聲部(多數情況下是高音部)的旋律為主,其他的聲部以和聲或節奏等手法進行陪襯和伴奏。主調音樂的特點是音樂形象明顯,感情表達明確,欣賞者比較容易能夠融入其中。和聲是主調音樂最重要的創作基礎。中國鋼琴作品無論是早期趙元任的《和平進行曲》、蕭友梅的《哀悼引》、還是新中國成立后作品如王建中的《梅花三弄》、黎英海的《夕陽簫鼓》等作品,都是運用了主調音樂創作手法,采用“民族化”的旋律風格創作的,其主要特點是以五聲音階為骨干的七聲音階旋律和三音列旋律相結合。通過委婉質樸的旋律和流暢多變的節奏,完美地表現了“江山多嬌,風景如畫”的意境,抒發出作曲家對大自然景色的美好感受和對祖國錦繡河山的眷戀之情,并通過各種音樂因素的對比,使樂曲的音樂變化起伏有致。
二、以優秀民歌、古曲、戲曲、器樂曲為素材改編的創作特點
作曲家充分挖掘和利用傳統民間音樂,繁榮民間音樂文化和民間音樂創作,做到古為今用、借古頌今,不僅豐富和發展了民族音樂文化、傳承和弘揚了民族文化精神、給民族音樂賦予新的內涵和精髓,同時也成為凝聚民族力量、激昂民族斗志、鼓舞人民士氣、推動歷史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重要精神支撐。相信這也是眾多鋼琴家和作曲家們將具有傳統民間持色的音樂,作為改編中國鋼琴作品素材的出發點之一。根據我國傳統民間音樂改編的中國鋼琴曲,或直接移植原曲加以整理、修飾;或截取主題旋律片斷加以提煉、發展。不僅在音樂素材的選題上貼近傳統音樂,更是在西洋音樂結構的基礎上,創造性的運用具有中國色彩的編曲方式,使得原作品形象更加飽滿,內涵更加豐富,也更易在當今世界文化交流的范圍內傳播民族精神。
改編,作為一種特有的創作形式,在當今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已成為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如王建中的《軍民大生產》改編自同名歌曲,其歌曲原型是隴東民歌《推炒面》;《山丹丹花開紅艷艷》改編自同名合唱曲,其歌曲原型是陜北民歌《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和《女孩擔水》;《翻身道情》根據秧歌劇《減租會》中的一段陜北道情為素材改編;《繡金匾》根據同名歌曲(該歌曲原型為陜北民間小調《繡荷包》填詞而成)改編;周廣仁的《陜北民歌主題變奏曲》,是根據陜北民歌《三十里鋪》改編的敘事性鋼琴曲;汪立三于1953年改編根據同名陜北民歌改編的《蘭花花》也是一首受到好評的鋼琴曲;儲望華的《正月新春》則是一曲蒼涼、淳樸的信天游,《解放區的天》則是一首熱烈揮灑的陜北民歌;劉莊的《鋼琴變奏曲》取材自山東民歌《沂蒙山小調》;尚德義的《喜豐年》以東北民間小調的旋律骨干音和黑龍江的民歌《丟戒指》的曲調為基礎創作;崔世光的《山東風俗組曲》之《鄉土小調》和《對花》亦同樣以山東地方民歌為素材創編;桑桐的《小白菜》改編自同名河北民歌,《刮地風》取材自流行于我國西北一帶的漢族傳統小調;還有殷承宗等人創作的鋼琴協奏曲《黃河》在取材自同名合唱曲的基礎上,也加入了船夫號子等元素,第三樂章《東方紅》的旋律部分更是直接取材自陜北信天游。這些根據民歌的主題旋律改編、創編而成的鋼琴曲,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并且予以進一步的創作發展,使其音樂形象更加豐滿。
我國古曲、戲曲文化源遠流長,表演形式及唱腔各有特色。在鋼琴改編的過程中,作曲家們更為注重節奏的安排和韻味的細膩感。作曲家綜合運用了大量的西方作曲技法,并與中國傳統樂曲融合,表現出濃郁的中國韻味,深化了傳統音樂的意境。如《夕陽簫鼓》、《陽關三疊》、《百鳥朝鳳》、《梅花三弄》、《三六》、《流水》、《平湖秋月》、《十面埋伏》等。《喜相逢》原為山西梆子和二人轉等地方戲曲的過場音樂,后經馮子存改編為笛子獨奏曲,郭志鴻又將其改編為鋼琴小品;《兄妹開荒》原為陜北秧歌劇,汪立三于1978年將之改編為鋼琴曲;秦文琛的《樸素的民風》以秦腔音調為素材,呈現了板式變化的戲曲風格。樂器作為另一種音樂表達形式,其渲染能力在廣袤的荒漠大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根據這些民間器樂曲改編的鋼琴曲的最大特色,就是模擬這些器樂的聲響效果。如王建中改編的嗩吶曲《百鳥朝鳳》,趙曉生于1976年創作的改編曲《冀北笛音》等等,都生動地刻畫出了北方人民樸質豪爽的性格和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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