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記者 鄧瓊實習生 陳培娜圖/本報記者 鄧勃

 人物檔案

　　何占豪，1933年生于浙江諸暨，中國杰出音樂家，現任中國上海音樂學院教授、中國上海音樂家協會副主席。17歲進入浙江省文工團，1952年轉入浙江省越劇團樂隊，1957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先后在管弦系、作曲系就讀。1959年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期間與同學陳鋼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中國“婦孺皆知”的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是全世界演出和錄音版本最多的中國管弦樂曲。

      何占豪憶及50年前創作《梁祝》的點滴，一再強調《梁祝》是集體創作的結晶

     1959年5月27日，由何占豪、陳鋼作曲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次公演，俞麗拿擔任小提琴獨奏。這支中國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響音樂民族化的創世紀。
　 美麗的蝴蝶，飛到中國人心上，至今已經整整50年。日前，著名作曲家何占豪先生應邀來到廣州，指揮廣東省民族樂團演奏了他親自改編的古箏版《梁祝》。記者這才有機會見到這位滿面紅光、精力充沛的古稀老人，聽他話當年、正視聽。

     農民啟發

　　貝多芬巴赫聽不懂

　　農民想聽越劇滬劇

　　羊城晚報：今年是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問世50周年，很多人都想了解這部作品的誕生過程。

　　何占豪：具體這個曲譜寫成，至今已50周年。但是，如果從“農民伯伯”創造《梁祝》這個角度來說，就遠遠不只半個世紀了。

　　羊城晚報：這個說法真新鮮！為什么說《梁祝》出自“農民伯伯”呢？

　　何占豪：我真是覺得，中華民族是一個有音樂傳統和音樂才能的民族，這首曲子并非一個或幾個作者寫的，它是我們浙江的農民原創的！因為里面很大部分運用了越劇的表演因素。越劇是哪里來的？是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等等一大批表演藝術家，以及一大批琴師聯合創造的，他們都是農民的兒女，從小就唱山歌、小調，在農村的文化氛圍、父輩的熏陶下成長，十幾歲開始到上海闖蕩、在舞臺上磨練，這才有了越劇。所以我說《梁祝》原始的創作者是農民。

　   羊城晚報：看來這不是您的謙虛之辭，而是事實。

　　何占豪：我可以從頭給你講來，《梁祝》里哪一段音樂是從越劇的哪里來的。一開頭你們覺得很好聽吧，“0532/1--2/765-/……”這不是我創作的，這是越劇里面很常見的過門。還有《梁祝》當中的小過門很好聽，也是來自越劇里一種“百搭過門”，百聽不厭的過門，我只是切了一刀稍加改變。

　　羊城晚報：那當時你為什么想到從越劇里提煉出這個故事來譜曲呢？

　　何占豪：說到這里，還是離不開“農民伯伯”給我的啟發。那時我在上海音樂學院念書，我們每年都要下鄉給農民演出。農民很熱情，但音樂學院學生拉的都是貝多芬、巴赫，演完之后我們問他們：“好聽不好聽？”回答“好聽！”再問“懂不懂？”齊聲說“不懂！”“那你們要我們拉什么？”“越劇、滬劇”！原來這些才是他們懂的。我恰巧是從越劇團到音樂學院來進修的，當然就想從越劇入手創作一點他們熟悉的東西。

      領導慧眼

　　《梁祝》戰勝《女民兵》

　　為國慶十周年獻禮

　　羊城晚報：您提到在創作《梁祝》之前，還曾經同時提出了《女民兵》、《大煉鋼鐵》等另外兩個題目。我們都知道上世紀50年代的政治氣候，為什么當時居然否定了這些革命現實主義題材而作《梁祝》，沒有遇到阻力嗎？

　　何占豪：《梁祝》的總策劃是當時我們系黨總支書記劉品。他帶我們一起下鄉，看到農民不喜歡西洋樂曲，所以就首先提出小提琴要民族化，然后在我們學生中組織成立一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羊城晚報：那您當時在學生當中是很突出的一個？

　　何占豪：我是從越劇團來進修的，本來想學點拉小提琴的技術，豐富越劇的表現力。小提琴伴奏是浙江越劇團最早用的，我們早就在用小提琴表現民族音樂，所以提起小提琴要民族化，劉品一眼就看中我了，我本來就有這基礎嘛。但是學校里面有議論，說你們把小提琴當二胡拉，低俗化！他們認為音樂是藝術的皇冠，小提琴和鋼琴是皇冠上的明珠，不容許我們低俗化。但我從他們的反對聲中，體會到小提琴要民族化，但不能簡單化，要充分發揮小提琴的性能，一步一步來。剛好碰到國慶十周年，領導說要獻禮，說你們實驗小組也要做點什么，敢不敢寫個大的？既要為工農兵服務也要攀登國際高峰。我那時候年輕，就脫口而出：“行！”實際上心里害怕。

　　羊城晚報：領導決定寫《梁祝》？

　　何占豪：那個時候，我已經作過一個短的四重奏《梁祝》了，今天把它稱之為“小《梁祝》”，旋律啊什么的都跟后來的《梁祝》有很大不同。但是這個探索受到了來我們學校視察的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錢俊銳的肯定。他覺得，用外國的樂器來演奏中國的戲曲，以前未曾聽到，這是一條路子，希望學生們探索下去。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孟波傳達給我，所以當我們小組討論交上三個題目之后，他大筆一揮選了《梁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