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動筆已覺害怕

　　唱越劇找回信心

　　羊城晚報：那為什么您說寫的過程中，一動筆就覺得害怕？

　　何占豪：我還沒動筆就害怕了。我以為領導說要寫的話，肯定會有作曲的人去寫，我們只是提供幫助嘛，我們又不是作曲專業的。所以當劉品在實驗小組會上說要我跟丁芷諾（小組的另一成員，我的同班同學）寫，我就傻了，馬上就說不行！我肚子里的“貨色”已經被掏空了，不可能寫得了！當時是夸海口，一腔熱情，我很愿意寫，但本事沒有！
　　晚上，劉品又把我叫到他的房間，叫我一段段唱越劇，還說你沒被掏空啊！可我說：“這是越劇啊，又不是小提琴曲！”這個時候他講了一句關鍵的話：“你不要以為貝多芬、莫扎特頭腦里的音樂是天生的，他們的音樂也是從當時的民間音樂中提煉出來的。”這句話把我點清楚了！對啊，這些民間音樂也可以成為小提琴曲子的哦！這下我思想就通了，從“要我寫”變成了“我要寫”。

      無名英雄

　　同窗作貢獻讓榮譽

　　請她補名她謝絕了

　　羊城晚報：從這時候開始，陳鋼先生就加入了嗎？
      何占豪：還沒有。當時劉品提出“既要有沖天干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頭腦”，我們有民間音樂素材、有沖天干勁，但是還缺什么呢？缺配器的知識，大的樂隊、銅管、木管樂器的組織技巧都沒有，我們只會拉小提琴。寫交響樂需要有技術平臺啊！丁芷諾是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丁善德先生的女兒，就推薦了丁先生的作曲系學生陳鋼。然后我去跟陳鋼談，把我們的偉大理想講了一遍，可是陳鋼沒有答應我們，他當時的理由是要寫畢業作品，沒有時間做。其實是他不大看得起我們這幫業余選手———這個想法他還是在50年之后、前不久才透露給我聽的！哈哈！他當時不答應，我們就自力更生。我跟丁芷諾構思，什么“三載同窗”、“草橋結拜”、“樓臺會”等等，然后自己寫主題。前三個月，從1958年11月接到任務到1959年2月份做了這些基礎性工作。
　　另一方面，劉品把我們的情況介紹給丁善德，丁善德副院長決定要陳鋼參加實驗小組的創作。他就服從領導的決定同意和我們合作了。這是在1959年2月，我們歡天喜地，覺得實驗小組的第一首大型樂曲有希望了。這時候丁芷諾很謙虛，就說他來了，我可以退出了。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梁祝》的前期創作中，丁芷諾也作了貢獻？

　　何占豪：在紀念《梁祝》問世50周年的時候，我要特別說清楚這段歷史。丁芷諾的貢獻不僅僅在于前期，而且后來我與陳鋼合作過程中，他把總譜遺失、要趕時間重新編配的時候，又是丁芷諾來幫忙，加快進度，“三載同窗”那一段小快板基本上就是她配器的。你看，丁芷諾參加了第一階段的創意和共同構思，又參加了第二階段的配器，做了很多工作，實際上完全應該可以把名字列到作者里面的。但當時署名及其排位都由領導決定，就寫了“何占豪、陳鋼”。丁芷諾現在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她一直甘當無名英雄。我曾經提議補上她的名字，但她謝絕了，怕被人誤解。但在我心目中，她是當時年輕人“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的一個典型。

      險留遺憾

　   不想迷信抹掉“化蝶”

　　領導聽了哈哈大笑

　　羊城晚報：聽說《梁祝》這曲子差一點就沒有后面經典的“化蝶”部分？

　　何占豪：哈哈，是有這么回事。《梁祝》作品出來后，我們向領導進行匯報演出，匯報時我拉小提琴，陳鋼彈鋼琴。整部曲子拉到《哭靈投墳》就結束了，音樂戛然而止。領導有些納悶：“沒有了嗎？”我倆回答：“沒有了！”“《梁祝》怎么能沒有‘化蝶’呢？”我不假思索回答：“沒有《化蝶》，化蝶是迷信！我們新中國青年是不迷信的！”話音剛落，在座的領導都笑了，但還是指示要加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最美的“化蝶”！
　　這下子可難倒了我，所有的素材也都用完了，哪還能《化蝶》？多虧我突然想起，五六年前，在杭州時曾看過蘇州昆劇團《梁祝》的演出，當時《化蝶》的那段笛子獨奏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后來我跑遍了全上海，終于在一家新華書店找到了相關的材料，所以最后的《化蝶》是我根據這段昆曲，又加上著名琴師賀仁忠老師編曲的越劇《白蛇傳》中的《斷橋》部分，再加上哭腔完成的。

　　羊城晚報：難怪行內人都說，光看譜子不能理解《梁祝》的中國神韻？

　　何占豪：對，這是事實。我從越劇團帶來一種民族化的小提琴演奏方法，我也不是天生就會的，而是在賀仁忠老先生的指點下，還有我自己跟著越劇演員的唱腔進行模仿才形成的。到了實驗小組里，丁芷諾等人對這些演奏手法進行了歸納、提煉和規范化了，比如向上滑動叫上滑音，還有磨音就是來回滑動等等。所以準確地講，這個《梁祝》演奏的特殊風格是集體創作勞動的成果，由俞麗拿來體現。
      意外成名

　　第一天演出結束

　　第二天下鄉勞動

　　羊城晚報：很多作曲家一生都沒有看到自己的作品成功，而您和陳鋼卻是從一出手就受益于這支曲子，您覺得這是人生的大幸運嗎？

　　何占豪：當年只有一個人，就是劉品講過，我們很可能會在中國音樂史上留下應有的地位。但我那時候絕對不會想到名留青史。就算那天演出完了，人家都來祝賀，我卻一點也不興奮，因為當時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本來只能挑五十斤的，后來加到一百斤、一百五十斤！觀眾一鼓掌，我覺得總算完成了任務，輕松了，領導不用找我了！我第二天就下鄉去勞動了。
　　后來我收到了好多來信。當時寫信的人并不是說“我怎么崇拜你”之類，而是這么說：“謝謝你，使我聽懂了音樂！”我們原來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廣大勞動人民聽懂，所以人家這樣說，我心里很安慰，覺得這條路子走對了。于是我一直走這條路，不管風吹浪打，不管什么新潮音樂，我自巋然不動。

　　羊城晚報：那您的這種風格有沒有受到過非議

　　何占豪：當然有過。有一次在香港，記者很尖銳地說：“何先生，你的作品有不少人很喜歡，但有很多人認為你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陽春白雪。你自己怎么看？”我說，人家評論我是下里巴人我非常高興，我寫東西就是為了使下里巴人、廣大群眾都聽懂。但我反問一句，有沒有哪一個作曲家說，我的曲子越少人聽懂越好？沒有吧。我的聽眾里有我們的外交部長、總理，還有外國的總統、皇帝都來聽《梁祝》，那么他們是不是下里巴人？如果他們是，那么大家全體都是下里巴人。我的路子就是追求雅俗共賞。

　　羊城晚報：香港評最受聽眾歡迎的十首交響音樂作品，除了貝多芬第九與第五交響樂、柴可夫斯基“天鵝湖”等九首外國名曲外，《梁祝》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作品。您怎么看待《梁祝》在音樂史上的地位？

　　何占豪：這個我不敢說。但是這個曲子是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交響音樂作品，它用中國人民的音樂語言，表達了一個中國民間故事。為什么現在要這么隆重來紀念其誕生50周年？也許就在于它讓廣大勞動群眾聽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