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線音樂的往事：收割、消失和重生

　　商界大佬同名的很多，比如張勇，又比如謝國民。叫謝國民的，一個是靠養雞發家的泰國首富，一個是騰訊音樂帝國的最大推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后者是決定中國在線音樂走向的關鍵人物。

　　2012年，時任新浪音樂負責人的謝國民離職創辦海洋音樂，做過律師的他自然覺得版權是個好生意。當時盜版橫行，唱片公司缺錢，所以謝國民以低價簽下了許多長期獨家代理版權。

　　這些版權成為游戲規則制定者的砝碼。海洋音樂和騰訊的音樂業務合并后，成立騰訊音樂，集齊了華納、環球、索尼三大唱片公司的獨家版權。

　　自此，一種中國獨有的音樂消費模式誕生，中國人的聽歌自由被海外三大唱片公司牢牢把控。

　　1、 黃金年代：一場群體式浪漫下過雨的晚自習，教室里非常安靜，課桌抽屜底下藏著MP3，耳邊滑過 “誰在用琵琶彈奏一曲東風破”。這是80后關于音樂的記憶。

　　2002年，百度上線百度MP3，通過電腦搜索就能在線試聽和免費下載歌曲。慢慢的，PC端的音樂播放軟件也開始興盛，浩浩湯湯的創業潮來了。互聯網像是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文藝的工程師們首先想到了用互聯網分享發現好音樂。

　　在上海，一個叫鄭南嶺的70后工程師，在給Winamp做漢化的工作。工作之余，鄭南嶺發布了一款叫做“MP3隨身聽”的軟件，出于對陳慧嫻《千千闕歌》的喜歡，改名為“千千靜聽”。無獨有偶，不遠處的黃曉杰也蠢蠢欲動，從虹軟辭職創辦了天天動聽。

　　在廣州，謝振宇扔掉深圳招商銀行做技術開發的鐵飯碗，回到了廣州。一個人、一臺服務器開始人生第一次創業， 搜刮、酷狗相繼誕生。

　　在北京，帶著“天才少年”“百度創始七劍客之一”標簽的雷鳴，創辦了酷我，發揮技術優勢，將哼唱旋律自動識別歌曲做成了酷我的特色。

　　在杭州，前阿里工程師王皓拉了幾個哥們創辦蝦米，他們打心底想為中國音樂做一點事情，想讓中國音樂人賺到錢。在阿里港股上市前夕離職，王皓和朋友決心不小、損失不少。

　　即使如此，搭建理想世界的快感讓人興奮，這是屬于音樂的黃金年代，一場群體式的浪漫狂歡。正如蝦米宣布關閉的時候，很多人依然能回憶起那段光輝歲月。

　　有人說，蝦米是一座數字音樂的圖書館，而我除了是一位用戶，也像這座圖書館的許多維護者之一；有人說，蝦米是青春的見證，體驗上不是單純是聽歌的地方，而是一個社區，提供了一個交流 “學術”的場所，在這里很有歸屬感。

　　那時候音樂的權力在每個人自己手中。王皓甚至認為，當時蝦米可以沖向國際，帶領所有數字音樂平臺一起向前走。

　　只是，轟轟烈烈的版權大戰來了，夢想隨之戛然而止。

　　2、 版權年代：錢都去哪兒了誰也沒想到版權大戰如此失控。

　　盜版橫行，一片混亂的互聯網音樂市場亟需走向正規，但也因此引發了版權爭奪戰。在中國，大部分的音樂版權都掌握在環球、索尼、華納三大唱片公司手中，“獨家競價+保底費”的版權模式讓在線音樂平臺不堪重壓。

　　就匠音樂創始人張昭軼在2015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一批六位數的版權庫從最初的百萬級價格，到后來被炒到了千萬元的級別。當時有媒體指出，幾年來很多境外唱片公司版權費漲幅達到上百倍。即便如此，國內音樂平臺也不得不咬牙購買，否則就要面對用戶流失、入場券失效的巨大風險。

　　三大唱片還針對中國采取歧視性定價。以索尼唱片公司為例，同樣的音樂內容，其對非洲16國收取的保底費一年不超過兩百萬，但賣到中國保底金卻高達幾億元，差距達百倍之多。同一家版權公司的內容，中國公司要付出的價格竟然是美國公司的3倍之多。

　　2017 年 10 月，國家版權局出臺相應政策，要求幾大在線音樂平臺購買音樂版權應當遵循公平合理原則、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慣例，不得哄抬價格、惡性競價，避免采購獨家版權。

　　但情況似乎并沒有好轉。有報道稱，2015年時阿里音樂以一年2000萬元的價格拿下華研國際的獨家版權；到了2018年，華研國際獨家版權的價格已經飆升至1.67億元，比上一個授權周期翻了8倍多。

　　版權費用已成為在線音樂平臺最大的成本支出。某音樂平臺相關人士透露，一年要付給三大唱片數億元的版權費，但當中用戶真正喜歡收聽的音樂只有1%。

　　許許多多的音樂平臺在這場大戰中敗下陣來，有的嫁入豪門找靠山，千千靜聽賣身百度，天天動聽被阿里巴巴收購，騰訊音樂投資了豆瓣FM……有的轉做別的生意。九天音樂經營to B的版權經紀平臺與商業授權方向，音悅臺開始孵化練習生，但最后因為沒有兌現培養練習生的承諾和拖欠款項，變成騙子和老賴。

　　網易云音樂憑借社區氛圍后來者卡位，但是也被版權卡住了脖子。

　　再后來，多米、蝦米死了，豆瓣音樂、音悅臺都不見了。聽歌要不同平臺間切換，爆火的仿佛只有抖音神曲。我們再也沒有等來下一個周杰倫，那個戴著MP3聽《寧夏》的夏天早已不在了。

　　3、 娛樂年代：還有人關心音樂嗎？

　　在很多人看來，21世紀的奢侈品不是收集物資，而是能夠自由地選擇精神世界。但目前至少關于音樂的精神享受，我們無從選擇。

　　首先，身處產業鏈條上游的音樂人，難以從版權中獲得應有的收入，音樂人平均收入2000元就是佐證和諷刺。其次，三大唱片作為內容供應商旱澇保收，沒有動力做好音樂。

　　王皓在《壞蛋調頻》的采訪中認為，三大唱片公司不是唱片公司，它只是貿易公司——在全世界各地采購音樂，然后賣到全世界各地去。“三大唱片已經不介入音樂的生產本身了，只是做版權管理的工作，說白了就是收賬。”

　　由此導致的直接結果是：音樂制作變成了而流水線生產，一味迎合大眾，沒有創新和審美。一些音樂人憤懣地感嘆，沒有人在乎音樂了，音樂只是賣貨、賣廣告的導流工具。

　　《晚點》曾經寫過這么一段故事：被阿里收購之后，蝦米被迫放娛樂新聞資訊、購物優惠券，有一個員工曾為此跟同事吵起來。“用戶來是聽歌的，不是為了抽你那 8 毛錢的天貓優惠券。”

　　“我覺得你沒有阿里味。” 對方懟得他啞口無言。

　　這是版權費重壓下的無奈之舉，也是今日我們無法安安靜靜聽歌的原因。在線音樂平臺依靠音樂本身無法盈利，只能通過廣告、直播、K歌、演出、票務、播客活下去。

　　騰訊音樂集團招股書顯示， 2018年營業收入超過170億元，但主要的業務模式是以卡拉OK和音樂為中心的現場直播服務，流媒體付費用戶的收入只占4%。

　　而且面對中國版權大戰陷入持續的消耗和拉鋸，中國的唱片工業也無法挺直腰板。日本有索尼、愛貝克斯、J Storm，韓國有BIG HIT、JYP YG、SM等本土的唱片公司，中國頭部藝人的歌曲版權都在海外三大唱片手中。

　　“明日的中國流行音樂會是今日的戲曲。”蝦米聯合創始人朱七曾拋出過這個大膽的論斷。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個論斷太過悲觀，但一定不要溫和地走入那個良夜。

　　現在去回看中國在線音樂的往事，在國內率先開啟獨家版權收購的謝國民和同時在中國實行“獨家競價+保底費”模式的環球、索尼、華納三大唱片公司，才是笑到最后的贏家。

　　謝國民在騰訊音樂上市后高位套現，如今拿了美國綠卡在美國追求新的人生，而三大唱片公司這些年也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紛紛開啟了上市計劃，華納上市創下2020年美股最大IPO。

　　兜兜轉轉，中國的音樂平臺淪為了三大唱片的“打工人”，我們聽什么還是外國人說了算，蝦米倒下的身影，也只有用戶感到遺憾和傷感，“打工人”終究拗不過資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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