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的非洲音樂研究一瞥

　　隨著“中非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關系”的建立，在中非經貿深度合作和快速發展的同時，必將極大推動中非文化藝術間的交流與合作，中國學者的非洲音樂研究必將作出更多的原創性貢獻。

　　對于非洲較為系統和深入的研究始于改革開放以后。進入 21 世紀，以“共同應對挑戰、共同發展、擴大共識、增進了解、促進合作”為宗旨的“中非合作論壇”創立并常態化舉行，極大地助推了雙方在政治、商貿、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譜寫了中非邦交的新篇章。回望70余年新中國學者的非洲學術之旅，具體到非洲音樂藝術研究，其學術軌跡大致相諧于國家人文社科之學術大勢。

　　初創期（1949—1965）

　　中國學者關于非洲音樂研究起步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數不多的文獻往往都與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有著密切的聯系，這與當時中國的政策是相契合的。特別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召開的旨在促進亞非國家與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共同抵御他國殖民政策的“萬隆會議”之后。由于主客觀原因，此時期的非洲音樂研究雖然量小力微，僅有《非洲鼓》《首都舉辦文藝晚會紀念非洲自由日》等5篇介紹性及與中非音樂交流活動相關的描述性文章。《非洲鼓》作者踏入非洲大地，將自己所見所聞以文字的樣態展現給國內的讀者，雖然沒有深入窺探非洲音樂的內在藝術特征，但作者從鼓聲里聽到非洲人吶喊的聲音，以及為自由而戰的堅定與信心。

　　基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對非友好關系建設的需要，國內相繼成立了如中國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1956）、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系（1961）、中國亞非學會（1962）、南京大學非洲經濟地理研究室（1964）等非洲研究機構，打開了一扇通往非洲的學術之窗，為國內各人文社科學者深入了解非洲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各相關學科在其影響下逐漸將目光投向非洲，非洲音樂研究也在積蓄力量為拓展而做著積極的準備。

　　停滯期（1966—1979）

　　非洲音樂的研究在該階段延續初創時期的特點，相關文獻有《非洲的鼓》《馬林巴》《幾內亞的民間樂器》等5篇。《非洲的鼓》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對中國與非洲的鼓進行解讀，較為詳細地介紹了非洲鼓的形制、演奏手法等。作者認為非洲鼓是表達語言的工具，豐富的鼓語是眾人皆知的“擊鼓字匯”。在對非援助過程中，幾內亞是重點扶植對象，兩國關系也較為親密。1965年，民族音樂研究所（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前身）對非洲的幾內亞樂器進行改良。課題組成員陳自明以“瑩星”為筆名發表了兩篇文章，其中《幾內亞的民間樂器》一文對幾內亞的哥拉（Cora）、哥尼（Coni）等樂器進行簡要的介紹。

　　恢復期（1980—1999）

　　改革開放之后，國人得以更加寬闊的視野去認識世界、認識自己。中國與非洲的關系進一步加強，各科研機構與高等院校也加大對非洲研究的力度，成立了許多以非洲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機構或社團組織。如中國非洲問題研究學會（1979）、中國非洲史研究會（1980）、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亞非發展研究所（1994）、南非研究中心（1995）等，北京大學、外交學院、南京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院校也成立非洲研究機構，多方位、多視角來解析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特征。

　　音樂界也加入到非洲文化研究領域，取得了較多成績，學術論文達30篇之多，并有2部重要的譯著出版發行。陳自明、李昕、陳銘道等人作為主要研究者發表多篇具有學術性的論文，在學界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如陳自明《布隆迪的民間樂器》對非洲中部國家布隆迪的特色樂器鼓、三扎、烏莫都里、伊納加等進行較為詳細的介紹，這對我們了解與認知非洲音樂具有重要作用。陳銘道認為，非洲音樂的音樂性音響概念涉及美學價值判斷，非洲音樂的音響不僅具有功能價值，而且在音色上還具有美學價值定向上的選擇性和目的性。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非洲樂器，對處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非洲音樂要有一個正確的音高概念認知，用不同的美學規范來選擇音響，非洲音樂最基本的內涵是節奏的高度復雜化。這些音樂特征是如何通過樂器傳達給我們的，陳銘道《從民族音樂學看非洲樂器》一文已經詳細敘述。姆比拉作為一種民間樂器不但受到非洲黑人的喜愛，而且在世界其他國家受到音樂界普遍關注。李昕在《非洲的“拇指鋼琴”——姆比拉琴初探》中對“姆比拉”的類型作了深入的闡述，根據造型和結構的特征可將姆比拉分為姆比拉—佳—瓦支姆、尼阿里、姆比拉—佳—瓦恩道、卡林巴以及瑪特佩五種類型，作者分別從形制、調式、演奏形式、音板和共鳴體等角度對這些類型逐一進行解讀。姆比拉琴是非洲黑人文化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獨特的聲音效果幾乎就是非洲黑人音樂的“代言詞”。另有《非洲音樂的節奏組織原則》《黑人傳統音樂中的鼓文化研究》《非洲傳統音樂的現狀》《非洲阿特拉斯山區柏柏爾人的音樂與舞蹈》等文從多角度剖析非洲音樂的內在特質。

　　《非洲音樂》《美國黑人音樂史》兩本譯著一經出版就在音樂界受到重要的關注，是研究非洲音樂必讀專著。另外，陳銘道《黑皮膚的感覺——美國黑人音樂文化》、王耀華《世界民族音樂概論》兩部世紀之交的成果，在業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發展期（2000年至今）

　　進入21世紀后，中非合作向廣度與深度不斷推進。以國家元首外交引領中非關系發展，在頻繁的互動下，雙方關系不斷迎來新超越。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倡議建立“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提出讓中非命運共同體更加緊密。在相關政策的影響下，非洲研究日漸成為中國學術界聚焦的熱點。

　　順應這股炙熱的研究浪潮，非洲音樂研究成果數量激增，論文多達133篇；2007年、2010年、2012年、2013年都在10篇以上。如《鼓和鼓樂在非洲》《“非洲鋼琴藝術”創作理論與實踐的一個側面——阿金·尤巴的鋼琴組曲〈傳統生活情景〉研究》《淺析肯尼亞傳統歌曲的藝術特征》等。其中，《歷史檢視與學術反思——1949年后中國非洲音樂研究》《新中國非洲音樂研究回溯》等文章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非洲音樂學術研究的篇目從史學觀照、質性檢視等方面進行了客觀與翔實的梳理與評判，對成績與不足給予理性審視。同時有《從“撒哈拉”往南走：黑人音樂偶拾》等較高質量的學術專著問世。

　　非洲音樂對20世紀全球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有著重要的影響和貢獻，人們需要加強對非洲音樂的了解和研究，多渠道關注非洲人民的音樂生活，讓音樂成為彼此間心靈溝通的津梁，續寫中非和平友好的新篇章。隨著“中非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關系”的建立，在中非經貿深度合作和快速發展的同時，必將極大推動中非文化藝術間的交流與合作，中國學者的非洲音樂研究必將作出更多的原創性貢獻。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浙江音樂學院音樂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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