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歌、音樂、節奏里，兒童可以做成年人的老師

　　近半個世紀來，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經歷了從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的轉向，從某種程度上，這改變了兒童文學的創作和閱讀，也改變了研究者對兒童文學思考的方式。但文化研究在兒童文學研究無所不在時，相應的反思與反撥也隨之而來。

　　4月17日上午，劍橋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凱倫·科茨教授與劍橋大學訪問學者、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播學院趙霞副教授就兒童文學的相關話題展開了一場視頻對談。我們特別刊發此次對談中關于當代西方兒童文學研究中文化研究與審美批評轉向部分的內容。

　　01

　　文化批評的意義與反思

　　趙霞：近四、五十年來，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經歷了巨大的變遷。在我看來，變化的線索之一，是它逐漸從文學批評轉向了文化批評。尤其是英語兒童文學研究。縱觀當代西方兒童文學的研究著作與論文，女性主義、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等詞幾乎無處不在。

　　但我也注意到，西方兒童文學界開始出現了對這一研究現象進行反思和反撥的趨向。我的意思是，文化研究對于兒童文學來說非常重要，我們可以看到，它給兒童文學帶來了許多重大影響，無論是創作還是閱讀方面。某種程度上，它改變了我們思考兒童文學的方式。但當文化研究變得無處不在，問題也隨之而來。

　　所以，讓我們來談一談文化批評對于兒童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問題。尤其是問題。

　　凱倫·科茨：如果認定兒童文學為特定文化的價值和趣味設定了某些標準，文化研究就顯得非常重要。我記得有人說，要是你想了解一種文化，去看看五十年前的孩子們都讀些什么。之前我們也談到了孩提時代的閱讀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理解故事和語言運作的方式，決定了一種文化的價值觀。

　　但兒童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模式，也存在著某些嚴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它總是建立在分類的基礎上，斷言某個種族或身份就意味著某種表現。它總是說，我們應該這樣或那樣，應該看到這個或那個，或者，這不是某個角色應該得到的表現。這許許多多的“應該”，其實都是模式。這是將自己看重的價值強加于討論的文本。因此，它看上去似乎以某種方式拓展了我們的認識模板——我喜歡你之前使用的這個詞，模板——其實并沒有幫助特定群體或者身處批評家所說“對”的方式之外的那些孩子解決問題。

　　“哈利·波特”系列

　　我有一個學生是非裔美國人，她總覺得自己跟周圍人格格不入。她最喜歡的書是《哈利·波特》，她讀幻想作品，不喜歡都市小說。而她所處的文化環境，鄰居、家人、一起上學的男女同學，都認為她很不合群。她并不喜歡那些描繪跟她在差不多環境中長大的女孩們的故事，因為書中的表現不符合她的價值觀。她需要的是更多的模板。我想說的就是，文化批評似乎進一步縮小了我們可以接受的文化模式。

　　就像存在著單一故事的危險一樣，我擔憂的是一種單一的批評視角帶來的危險，它降低了文學表現的多樣性。當你想要出版一個作品，而出版商告訴你，由于你筆下的角色不符合人們期待的行為模式，所以也不會吸引讀者。這就導致了問題。我們需要更多的故事，不是一個模式下的更多故事，而是那種愿意冒險去表現人們身處不同的文化、種族、宗教以及身體缺陷狀態下的個體多樣性的故事。

　　趙霞：用你的話說，兒童文學及其批評應該是“包容”性的。就強調個性、特性、個人文化的獨一無二而言，你是否同意萊絲尼克-奧貝斯坦在其《兒童文學：批評與虛構的兒童》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即強調每個兒童都是個體。她把這種對個體性的強調推向極致，認為只有個體，而不存在任何對個體的通約或概括。

　　凱倫·科茨：我在很大程度上表示理解。但我更傾向一種被稱為萬花筒細胞的心理模型。個人就像萬花筒一樣，具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可以組成不同的圖案，但其圖案總是在變化。就像你之前說的，我們一生都在不斷變化。如果我們從多個面向的角度看待個體，并且考慮到歷時性，也就是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是什么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我們的生活中就只有個別的時刻和個別的場景，只有個別的故事。但這個故事必須是可讀的。我的意思是，它應該能承載足量的圖式，以使自己成為合格的故事，而不至于古怪到毫無道理的地步。

　　趙霞：它屬于人，而不僅僅是個人。

　　凱倫·科茨：是。還是那句話，你得先認可一個圖式，進而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突破這個圖式。這就是個人性的來源。

　　趙霞：也許應該將它視作一個反思點——在思考有關兒童、童年、兒童文學和兒童文學批評的一切普遍性時，都把這一點個性牢記在心。

　　02

　　回歸審美批評的趨向及嘗試

　　凱倫·科茨：談論文化批評的轉向，很重要的另一件事是，我們在很多時候丟掉了小說的技法。當評論家從文化的角度出發批評某個角色的表現形式，他們沒有注意到的事實是，這是一個創作的故事。如果我是作家，我編了一個故事，我從各人身上取來特點，但這并不是一個真正存在的人。文學可以在我們世界上不曾經驗過的方式來開始和結束。

　　趙霞：就讓我們來談談兒童文學批評的文學層面，或者說審美維度。我認為當下西方兒童文學批評面臨著一個新的轉折點——試圖恢復批評的審美維度。也就是說，不僅從文化研究、也要從審美分析的視角來研究兒童文學。文體分析是否可以作為例證之一？

　　凱倫·科茨：我認為是。這種趨向正在顯露。有的批評者對細致的文體分析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也有人做的是有距離的分析，那是數字人文領域發生的情形：人們試圖通過向Python之類的程序輸入文本來弄清楚兒童文學的一部分文體特征。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人在敘事學方面做出了有意思的新研究。我有個朋友即將出版一本書，重新聚焦人物角色研究。

　　瑪麗亞·尼古拉耶娃有本書叫《兒童文學中的人物修辭》。據我這個朋友在若干會議上透露，他探討的是兒童文學的作者如何既將讀者拉進作品的世界，同時又使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他們在此中完成某些自己的評價。他研究作者如何創造出一個角色，既給人真實感，同時又執行著故事的功能。他特別地著眼于角色如何不僅是現實世界的復制，還是精心構造的敘事承擔者。我認為意識形態研究離不開文本細讀的支撐。

　　瑪麗亞·尼古拉耶娃

　　《兒童文學中的人物修辭》

　　趙霞：所以，兒童文學批評不該丟棄文化研究，但需要將它與文本研讀緊密地聯系起來。如果想要談論文化問題，就通過文學的分析來談論，而不僅僅是談文化戰爭。談論圖式、思想、概念，應該同時談論文本是如何運作的，從而影響了讀者對文化的理解。

　　我在2018年讀到過《教育中的兒童文學》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或許你也看到過這篇文章。文中對尼爾·蓋曼《墳場之書》的開頭做了非常細致的文體解讀。作者試圖揭示，尼爾·蓋曼的文本如何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種簡單的敘述展示，它還有力地引導著它的讀者。所有的用詞、句法和結構，都在試圖將讀者帶向某處。我一開始讀到這篇文章，非常興奮，但好像剛讀了個開頭，它就結束了。我想，作者只是展示了存在這樣一種文本研究的可能性。這僅僅是個開始。它也許代表了這類研究在當下兒童文學批評中的基本狀況。

　　尼爾·蓋曼 《墳場之書》

　　凱倫·科茨：你知道嗎，有意思的是，我在2013年的一次演講中做過類似的解讀。那是在霍林斯大學的弗朗西莉婭·巴特勒會議上，我演講的題目是“兒童文學中的恐怖”。我分析了《墳場之書》的前九頁。演講是錄音的。我不知道發表這篇文章的人有沒有聽過我的演講，因為我從未發表過相關的文章。

　　趙霞：這……是拷貝嗎？是《墳場之書》開頭的文體分析？

　　凱倫·科茨：我想不是拷貝吧。但是，兩者非常接近。

　　趙霞：不可思議。這么說，你把靈感給了別人。

　　凱倫·科茨：就讓我們稱之為靈感吧。這篇文章的作者沒有提過。所以，這可能只是巧合。

　　03

　　兒童詩歌的審美研究

　　趙霞：兒童詩歌是你的另一個領域。你對兒童詩歌的細讀和語言分析十分吸引我。你引用里爾克的詩論，“采擷不可見之物的蜜蜂”，來譬喻兒童詩歌的意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分析那首著名的童謠《一閃一閃小星星》。你的分析給我很大震動，因為那跟一般的兒童詩分析很不一樣。我們讀這首詩，也許會說，詩歌很短，很簡單，談論的是孩子們熟悉的事物。感受它的氛圍，體味它的語言，你會感到它雖然簡單，卻很別致，很動人。而你的分析試圖揭示它為什么如此特別，如此動人。不同的聲音帶給詞語和詩句不同的意境。這些語音形式層面的內容，我們有時認其為文本的表面，竭力去尋求語言之下的含義，卻忽略了它也許才是兒童文學的核心。

　　劉易斯·卡羅爾《愛麗絲漫游奇境》手稿，插圖為他親手所繪

　　也是讀了你的分析，我忽然意識到，卡羅爾在《愛麗絲漫游奇境記》中就此改編的“一閃一閃小蝙蝠”，其效果究竟來自何處。因為“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讀起來是詩意的，悠遠的，它的聲韻帶你飛向天空，聽起來就很浪漫。而“twinkle twinkle little bat”呢，“twinkle twinkle”(一閃一閃)，其聲韻感覺還是浪漫、悠揚的，但是“bat”（蝙蝠）一詞，突然出現的爆破重音，將一切浪漫轉向了某種戲仿的滑稽。這里，最重要的也許不是卡羅爾將“星星”換成了“蝙蝠”，更重要的也許他改變了這首詩的聲音。我認為，這是長期以來兒童文學批評中被忽視的方面，尤其是在兒童詩歌的批評中。你談到過大衛·埃利奧特的兒童詩《公牛》。我認為，在這部作品里，正是詩歌形式給這個復述的神話故事帶來了獨特的效果。

　　凱倫·科茨：沒錯。

　　趙霞：記得愛默生說過，每個詞語都曾是一首詩。我們的語言里究竟埋藏著哪些跟我們密切相關的訊息？我聯想到了你在《鏡子和永無島》里寫到的，那個“我”追尋著“一種已經失去且必須尋回的整體性”。我的理解是，當你在《鏡子和永無島》里談論這個問題時，你實際上認為，這種“整體性”是無從恢復的。但當你談論兒童詩歌，談論細讀兒童詩歌的經驗時，我們似乎又有望通過詩歌的經驗，來恢復這種整體感。

　　《鏡子與永無島：拉康、欲望及兒童文學中的主體》

　　作者：凱倫•科茨

　　凱倫·科茨：我在《國際兒童文學研究期刊》上發表過另一篇論文，《詩歌的意義》，也談到這個話題。我的觀點很拉康：我們的身體和經驗與語言世界之間始終是異質的。換句話說，當你嘗試使用某種語言表達某物時，實際上并不是在談論事物本身。你談論的是產生自這一體系的心理觀念的形成。

　　我認為，兒童詩歌扮演了一種橋梁角色。兒童在語言中尋找自我感，因為他們想讓別人理解自己，惟一的途徑就是通過自我表達以及他人對你的評價。人們對你表達評價，以某種方式定義你，你也借此定義自己。所有這些都是通過語言完成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語言之外沒有身體。這就是為什么兒童詩歌這么重要的原因。因為我們進入語言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通過復制語音的過程。因此，節奏，呼吸，平衡，樂感，所有這些看似在語義層之外的內容，不僅與詞語的意義有關，還與它們的發音——聲音的音量、音調、語氣、質感——有關。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一種混合隱喻。

　　趙霞：所以，當我們以這種方式談論兒童詩歌時，我們談論的實際上是語言的身體部分，或者說語言的感覺部分。它與我們的身體直接相連。你聽到它，憑借直覺而不是反思對它做出回應。或者說，它擊中了你。與語言之間的這種聯系，始終可以回溯到我們的身體，身體的感覺，身體的意識——那不是一種反思性的意識，而是對于自我身體的審美直覺或審美體認。我是我自己，我可以感覺到它。所以我以這種方式存在。這就是閱讀兒童詩歌的意義之一。

　　凱倫·科茨：是的。

　　劉緒源和《美與幼童：從嬰幼兒看審美發生》

　　趙霞：你談到了聲音和節奏在兒童感覺中的內化。這讓我想到了中國的兒童文學評論家劉緒源。他不僅從事兒童文學評論，也是知名的文學評論家。他很有思想，而且很高產。遺憾的是，他在2018年去世了。2014年，他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著作《美與幼童：從嬰幼兒看審美發生》。在這本書中，他也談到了聲音和節奏的內化。他說，孩子還很小的時候，就對語言的聲音和節奏非常敏感，包括兒童文學作品中的聲音和節奏。隨著孩子長大，這種節奏感會逐漸“松開”。“松開”的意思，不是指它消失了，而是它變得“內在化”了。你不一定一眼就能認出它來，但它留在個體身上，成為他理解生活、表達自我的一種基礎節奏。節奏的松開和內化，這個說法，跟你似乎不謀而合。

　　凱倫·科茨：為什么會有同樣的說法？證明這是真理嘛（笑）。

　　04

　　審美閱讀的交往意義

　　趙霞：談到這里，我想我們可以說，在兒童文學這個特殊的文類里，除了文化內涵，除了教育目的——包括最廣泛的教育，即教孩子如何認識世界，認識自己——還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打動人的力量。閱讀的時候，我們被語言的聲音和節奏所打動。這種力量，即便不曾被主動意識到，也會對你產生影響。也許這就是兒童文學對于兒童和成年人的內在意義。閱讀兒童文學，你可能獲得各種各樣的想法。但是首先，打動你的是這種來自語言的身體部分的力量。

　　凱倫·科茨：我認為是。另外還有一點很有意思。有一部論文集，名叫《交往的樂感》。

　　趙霞：是談論語言中的音樂性因素嗎？

　　凱倫·科茨：是的。書中有一篇文章，談到了各種儀式性的游戲，比如你會帶著孩子一起玩的手指歌之類，邊唱邊動。它基本上是無厘頭的，但它可以教孩子如何參與交往儀式。我在《布魯姆斯伯里兒童與青少年文學導論》以及前面那篇文章里都談到，這類活動不僅內在地連接起你的大腦神經元，使你感到與自我身體的聯系更加緊密，而且，在某些方面更重要的或許是，它還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好比你們是一家人那樣。書中有篇艾倫·迪桑納亞克的論文，談到了母親與嬰兒之間最初的交流，認為那才是藝術的搖籃。當你跟嬰兒交流的時候，無時不在調整你的語氣、樂感。你跟一個嬰兒說“你好呀！”，不是你平常說這句話的樣子。迪桑納亞克提出很重要的一點：這么做的時候，不是我們在教嬰兒怎么說話，而是他們反過來在教我們，因為只有當我們這樣跟嬰兒交流時，才會得到他們的回應。要是你跟一個嬰兒大談你很帥之類，嬰兒不會搭理你。但如果你在話里加上樂感、音調，諸如此類，它就會在人與人之間建立彼此關聯的感覺。我認為就兒童詩歌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它不只關乎你如何與自己融為一體，也關乎你如何跟同齡人、家人，所有你愛的人以及更廣泛的交往社區融為一體。

　　趙霞：我認為這正是審美的本義，也是審美的意義。我們總是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審美的話題，但每一次回歸，總會伴隨著理解的拓展、加厚和深化。

　　凱倫·科茨：沒錯。

　　趙霞：不知不覺談了這么久。謝謝你，凱倫。

　　凱倫·科茨：也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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