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學詠：中國高等師范音樂教育的探索者

　　唐學詠，1900年10月8日生于江西省永新縣蘆溪鄉古竹村。自小生活在一個書香門第，家道已中落。唐學詠天生聰慧，志向高遠。1916年，唐學詠從秀水書院畢業，因成績名列第一，被一位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左先生收為入室弟子。1917年，唐學詠考入國立南昌第一師范學校。1919年考入上海師范專科學校，師從吳夢非、劉質平、豐子愷等，他們都是弘一大師李叔同的得意門生。李叔同是第一個在中國引進和傳播西方音樂的先哲。1921年唐學詠考上中法大學里昂海外部，1922年又考入里昂國立音樂學院。1930年學成回國。回國后一直在國立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高校前身）藝術系任教，與徐悲鴻共事八載，情同手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唐學詠先后在蘭州、上海等地工作，1976年離休，1991年病逝于上海。

　　在學術上有頗高的建樹

　　唐學詠是中國引進固定唱名法和倡導視唱練耳、重視基本樂理教學的先驅。他先后譜寫了鋼琴組曲《正月十五元宵節》、大型聲樂賦格曲《山居行》、大合唱《牧童操》等。此外，他還在不同時期創作了《世夢》《禮運大同歌》等群眾歌曲和鋼琴奏鳴曲《懷母》《年頌》《流星》等作品。1925年，為紀念先后落成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和記功坊，唐學詠根據吳稚暉1921年所作《黃花崗濕露歌》詞譜曲，并在國內發表和傳唱。撰文《中國五聲十二律和近代和聲學、對位法協調的嘗試》，結合西方作曲理論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創作新道路進行探索和研究。1926年創作鋼琴曲四首，同年，在初級和聲比賽中獲“第一拔萃獎”。1927年夏，作為留學生代表應邀參加德國法蘭克福市為“貝多芬百年祭”而舉行的國際音樂活動。在祭祀后的歡送宴會上，唐學詠用洞簫演奏了自己創作的樂曲《有鳳來儀》，表達身在異國的游子對故國的深切思念。是年，《中國五聲十二律和近代和聲學、對位法協調的嘗試》一文，在《中法大學里昂海外部年刊》（1927年第三期）發表。不久后，此文被譯成德文由法蘭克福大學學刊轉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28年唐學詠獲基礎樂課比賽第二金獎。1929年，唐學詠《年頌》《懷母》等四首樂曲，在巴黎結集出版。同年，獲得高級和聲比賽第一才能獎，并以管弦樂曲《憶母》獲得法國里昂國立音樂學院桂冠樂士學位（相當于博士）。同年，唐學詠被“國際文藝作曲家協會”吸收為會員，成為該協會吸收的第二位亞洲人。1936年前后，唐學詠先后創作了《世夢》《抗敵歌》《軍歌》《民族至上》《軍民總動員》《國民革命歌》《國歌》《天下為公》等歌曲。

　　1949年后，他還創作了大量富有時代氣息的作品，如大合唱《毛澤東的火車頭到了蘭州城》（1952年）、鋼琴奏鳴曲《新生》《鄉居》（1957年音樂出版社出版）、鋼琴曲《我是一個兵》《四部賦格曲》、雙鋼琴曲《勝利進行曲》（1959年）等。

　　先進的辦學模式和教育思想

　　唐學詠自1930年至1937年，一直在國立中央大學任教，并長期主持音樂組及藝術科的各項工作，在近代中國高等師范音樂教育的道路上，進行了成功的探索。其音樂教育思想也較為完整地體現在國立中央大學音樂組的建設和發展歷程上。

　　首先，他推行法國音樂教育模式并兼顧傳統教育。他創造性地將法國專業音樂教育模式成功引介到國內，在師資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開設了鋼琴、基礎樂課、聲樂、作曲、音樂史、和聲、合唱、指揮等課程。在大量開設專業性課程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國學、文化根基，為培養高級音樂師資奠定基礎。值得一提的是，自1930年回國后，唐學詠就堅持把固定唱名法納入國立中央大學音樂組的音樂教學，成為在全國推廣固定唱名法的首倡者之一。國立中央大學音樂教育的發展，使該校成為近代較早引入歐洲專業音樂教學體系的大學之一，也是其在近代史上率先成為規模大、門類全、教學質量高的綜合性大學的重要促進力量。

　　其次，他始終堅持高標準辦學。上世紀30年代，中國音樂教育剛剛起步不久，而推行法國音樂教育規范和體系無疑標準過高。但是，正是這趨于完善的教育規范和體系，給了中國高等師范音樂教育，甚至是專業音樂教育以巨大的啟蒙作用和推動力量，為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整體水平的提高和整個專業音樂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30年-1937年間，國立中央大學音樂組總共培養了數十名畢業生。馬革順、數模、洪潘、周崇淑、洪達琳、鄭顯全都是這一時期培養出來的畢業生。

　　再有，他堅持高水平的師資辦學。“辦學的關鍵是教師”，這是唐學詠一生辦學所堅持的原則。回國不久，便大刀闊斧地整頓師資隊伍，國立中央大學音樂組數十名教師除留美歸國的梅徑香外，全部解聘，由中華民國行政院教育部安排被解聘教師的出路。然后多次赴上海，聘請知名專家來任教。先后被聘來任教的專家有留法歸來的小提琴家馬思聰，維也納國立音樂學院畢業的史達士博士，德國萊比錫音樂學院畢業的史勃曼教授、韋爾克教授以及李惟寧、喻宜萱等，師資隊伍的建設，始終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唐學詠在主持藝術科行政工作的同時，擔任基本樂課、和聲、鋼琴、音樂史、聲樂等多門課程的教學工作。這種高標準的師資隊伍不僅為“中大音樂組”的發展爭取了時間，保障了高標準的辦學要求，同時，也為較為先進的西方音樂教育體系在近代中國的迅速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教育與實踐相結合

　　他還倡導附中、附小的專業音樂教育。唐學詠分析了當時國內音樂水平較低的狀況，提出專業音樂教育體系必須延伸到附中、附小教育的觀點。他借鑒國外辦學經驗，從“中大”附中、附小學生中挑選出40名天賦較好的學生，于1935年創辦了“國立中央大學音樂組”“少年班”。“少年班”對學生進行基礎樂課、鋼琴凳課程的實驗教學，聘請一些優秀畢業生擔任老師。這種試驗性的音樂教育的“少年班”比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學院”吳伯超院長建立的“幼年班”還要早10年。這一創舉，開創了中國近代史上，在中小學階段實施專業音樂教育的先河。

　　他也非常重視國際學術交流和師生音樂會演出實踐。唐學詠在國立中央大學任職期間，多次邀請俄裔作曲家、鋼琴家齊爾品及施奈德四重奏組等著名音樂家與音樂團體來指導教學，舉辦演出。同時，組建了國立中央大學合唱團、南京聲歌協會，創辦了馬思聰指導下的弦樂四重奏組、三重奏組，這些社團進行各種演奏會和學術交流會。另外，每學期舉辦學期音樂會、畢業音樂會和其他各種類型的演奏會，為教師和學生提供豐富的演出實踐，推進教學水平的提高。

　　總之，唐學詠較為全面地推廣了西方先進的音樂教育經驗，為中國高等師范音樂教育的開創奠定了基礎。他的教育思想也對后來高等師范音樂教育、專業音樂教育以及附屬中、小學專業音樂教育的建立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啟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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