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無論是國事家事，婚喪嫁娶，華爾茲彌漫了維也納生活的各個角落。換句話說，施特勞斯家族的音樂成了維也納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維也納風情的音樂讀本。自1987年始，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確立了每年更換一位明星指揮家的機制，人選一般由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成員投票決定。2017年，年輕瀟灑的杜達梅爾首次亮相，給這個悠久傳統音樂會注入了一股春風。當人們對今年的指揮家翹首期盼時，走上指揮臺的卻是老面孔、老邁年高的里卡爾多·穆蒂。

　　之所以選擇他，想來和今年的音樂會主線之一“致敬意大利”有關。果然，蘇佩的《薄伽丘序曲》，老約翰·施特勞斯的《威廉·退爾加洛普》(根據羅西尼同名序曲改編)，以及小約翰·施特勞斯的《假面舞會四對舞》(根據威爾第歌劇《假面舞會》中的旋律改編)分別亮相上下半場。另外一條主線是“重回1868年”，讓聽眾有機會集中欣賞到施特勞斯兄弟150年前創作的6首代表作品。包括約瑟夫·施特勞斯《維也納壁畫圓舞曲》《投遞快速波爾卡》，小約翰·施特勞斯《魔彈快速波爾卡》等4首作品。應該說，主辦方和穆蒂是花了心思的，就像十多年前的指揮家楊松斯居然翻閱了800多首施特勞斯家族的作品，從中做出自己的選擇。用穆蒂接受采訪時的話法，本年度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曲目安排沒有什么創新，而是呈現給大家更多優秀的作品，否則觀眾會誤以為一共就是那么幾十首。

　　結果怎么樣呢。開場的《入城式進行曲》先讓氣氛濃重起來，原本前來享受新年氛圍的人們突然被帶入一種所謂的“儀式感”。第一次“入圍”的《維也納壁畫圓舞曲》算是亮點，加上穿插著維也納圖書館、博物館諸多內景和一些壁畫，讓我感覺音樂增加了維也納文化的不同維度。其他的曲目無論新舊皆乏善可陳。至于穆蒂的指揮風格，褒義說是中規中矩，古色古香，莊重典雅。偶有老夫聊發也不見少年輕狂，實話說，就是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早就有人對這個“音樂神話”提出了質疑與批評：難道和藹可親的維也納人就不能多演出些施特勞斯家族以外的作品?為什么只能在華爾茲的旋轉中迎接新年?據說組織者已經選出2019年的執棒者，德國指揮家蒂勒曼。有人期待他加入瓦格納的作品，馬勒的作品，理查·施特勞斯(與圓舞曲家族毫無關系)和布魯克納的作品。說明觀眾對歲歲年年的施特勞斯家族的曲目早有麻木甚至反感。但是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傳統允許改變嗎?

　　提到維也納，人們最先想到的自然是華爾茲。從1847年12月31日維也納郊外那場近似于狂歡的新年音樂會起，這個傳統至今已經延續了一個半世紀。“在歐洲，幾乎沒有一個城市像維也納這樣熱中于文化生活，聽不完的音樂會，過不完的節日，看不完的展覽，舉行不完的舞會，還有喝不完的咖啡……”(茨威格)。這一切與近七百年的哈布茨堡王朝息息相關，正是由于他們對音樂的喜愛才使得維也納成為養育音樂家的天然土壤。當繁復精致的巴洛克音樂式微時，維也納兼收并蓄了各國的音樂元素：意大利歌劇的優美旋律，北德復調音樂的謹嚴和南歐音樂的優雅，這些兼容成就了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以及維也納古典樂派，音樂的繁榮幾乎一直伴隨著奧地利帝國的繁盛。

維也納藝術院

　　然而到19世紀60年代，接連的戰敗使帝國的大廈日漸傾覆。先是敗給法國，繼而更為慘烈地敗于日益強大的鄰國普魯士。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里，歐洲同時存在著兩個講德語的王國：一個是柏林，一個是維也納。除了維也納人自己，歐洲人都明白哪個國家更強大。

　　帝國往日的輝煌雖已不在，但維也納人仍然需要精神上的安慰與寄托，施特勞斯家族的音樂正逢其時。在維也納郊區的多姆耶咖啡館里，人們認識了“華爾茲之父”老約翰·施特勞斯，雖然他只是樂隊里的小提琴手，但樂隊演奏的都是他的作品。之后，他的三個兒子中的小約翰·施特勞斯更成了圓舞曲之王。無論是國事家事，婚喪嫁娶，華爾茲彌漫了維也納生活的各個角落。

　　換句話說，施特勞斯家族的音樂成了維也納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維也納風情的音樂讀本：在帝國臃懶的夕陽下，《維也納森林》依然郁郁蔥蔥;擁擠的咖啡館里，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顯示著各種各樣的《維也納氣質》;《醇酒、女人與歌》延續著上流社會的狂歡盛宴;在快速波爾卡旋轉的中彌漫著維也納人表面的《無憂無慮》。無論什么紀念活動，都會有合適的華爾茲。對于喜歡咖啡和甜食的維也納人，華爾茲就是他們提神醒腦的精神甜點。

維也納的咖啡館

　　1916年，隨著弗朗茨一世的謝世，一個老牌帝國成了歐洲無足輕重的小國，甚至歐洲文化中心的位置也開始慢慢轉移到巴黎。然而維也納人的內心充滿了對帝國的眷戀。帝國雖傾，但音樂之都的文化傳統還在，歌劇院、音樂廳和咖啡館還在，華爾茲還在。最終，這種緬懷與記憶的固定形式落在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上，施特勞斯家族的音樂成了維也納文化的標志性的歷史記憶。如此才使得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延續百年，使得這個承載著維也納人光榮與夢想的傳統難以改變。

　　曲目做微小的調整是可以的，但必須符合奧地利人的趣味。所以除了施特勞斯家族的華爾茲之外，人們偶爾可以聽到蘭納、蘇佩、齊雷爾等人的少量作品。每逢一些紀念的年份，還能聽到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名字。改變只能是點綴和調劑，而非本質的替代。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早已成民族的文化生活檔案，作為文化的記錄而不允許更改。每逢新年，人們可以在這個繁華落盡的世界里因華爾茲而找尋到些許心靈的慰藉。在這些華麗舞姿和深深的回望背后，曾經的輝煌似乎仍然令人依戀不舍。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一成不變的做法，使得人們多有不滿，審美疲勞也難以避免。有些愛好者已經放棄了這個傳統節目，改為去收聽收看柏林除夕音樂會。想來維也納不是一個文化排外的城市，因此才吸引了四方八面的作曲家。莫扎特最為輝煌的十年在這里度過，這里也是貝多芬的第二故鄉。1861年，28歲的勃拉姆斯也從北德的漢堡來到了這個城市。他愿意吸收維也納所有的音樂風格，包括華爾茲。

　　初到維也納的勃拉姆斯目睹了正發生的城市巨變。上千名海軍士兵正在推倒環繞整個維也納的老城墻。代替原來那狹小的老城墻是一個范圍更大的圓型大道(the ring)。自拿破侖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百二十年中，各種力量逐漸從奧匈帝國轉向了由普魯士王國發展而成的新德國。在這種緩慢而不可逆轉的進展過程中的背后，隱藏了許多十九世紀維也納人的無奈。正因如此，他們需要這個新環形路，以及施特勞斯家族的音樂來為他們鼓氣。為了慶祝維也納老城墻即將被輝煌的環形大道而取代，老施特勞斯創作了“拆除波爾卡”(Demolition Polka)。而其他作曲家的音樂則沒有這個帝國文化回望的功能，他們的作品可以成為其他正規音樂會的曲目單，但卻無法進入維也納新年音樂會。

維也納圓形大道

　　歲末年首，維也納斯特勞斯管弦樂團在保加利亞為20多個國家協會和傳統保護組織舉辦了音樂會，藉此為“維也納圓舞曲”申遺做最后的努力。終于，“維也納圓舞曲”被有關方面正式寫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藉此，圓舞曲更是當仁不讓地成為奧地利文化不可或缺的代言。《藍色多瑙河》將繼續流淌，《維也納森林的故事》會不斷講下去。對于奧地利人維也納人，這是天經地義的。但世界各地20多億人口，當此時刻年年不斷地通過電視收看轉播，所為何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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