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利華入濟南空軍文工團時

黃曉同與譚利華

李德倫與譚利華

    “為一事來，做一事去”——當譚利華第一次從老師黃曉同那兒聽到這8個字時，就牢牢地把它們焊在心底。有人喜歡把他的姓氏和職業融在一句話里——“譚”指一揮間，暗示著他與這個行當之間的巧妙機緣。其實，這句話的真正意味在于它的時間跨度感，指尖劃過的不只是旋律的節奏與情緒，還有一段悠長的光陰。從15歲指揮文工團演《沙家浜》開始算起，到這場《漫步經典：夏日玫瑰》交響樂，舞臺中央留給指揮的位子，譚利華已經站了47年。

1.特別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費力

    譚利華從沒想過自己會跟指揮打一輩子交道，更準確地說，是跟音樂。在11歲聽到鄰居拉二胡之前，這個整天翻墻爬樹、跟人打架的野小子，沒有片刻安靜的時候。

    他央求鄰居教他用那兩根弦“變”出好聽的調子，學得有模有樣，曲子聽幾遍馬上就會。小小的成就感，把剛藏好沒幾天的“茬架、好斗”又撩動起來，他四處打聽誰會拉二胡，尋著一位對手，非要到人家當面“比試比試”。沒多長時間，竟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二胡手。

    旁人覺得這孩子有過人的音樂天賦——他對樂譜過目不忘的能力，對音準格外敏感。但人們并不知道，靈性是有點，但與人前“過目不忘”相伴的，是人后的“特別用勁”。關起門來，譚利華沒日沒夜。“有時候半夜睡著覺，突然想不起一段怎么拉的了，我非得下床點燈看清楚了不可。”

    人們更不知道，“音準”來得多艱難——他攢了好長時間的錢，才買了第一把屬于自己的琴。可拿回家沒多久，就被覺得“這就不是什么正經事”的哥哥把蛇皮打爛，音色差得不像話。

    也許命運真的不忍心讓這個醉心于音符的孩子失望，也不忍心讓他再這樣笨拙地守著一把破琴摸索。4年后，15歲的譚利華進了濟南空軍文工團。在那兒，譚利華第一次拿起了指揮棒。

    沒有指揮經驗，面對一群年齡比自己大好多的演奏員，十幾歲的毛頭小子根本壓不住場，團長齊彥廣干脆搬了把椅子坐在樂隊旁邊。一是給不拿孩子當指揮的文藝兵以震懾，二是為了及時救場。“我都亂成一鍋粥了，齊團長上去，三下兩下就秩序井然。”

    在文工團的6年時間里，齊彥廣手把手地教這個聰明的江蘇小兵演奏、作曲、指揮。直到1977年，譚利華幸運地趕上了國家恢復高考的大潮。憑借一曲在全軍文藝匯演上奪得“作曲、指揮特別獎”的《上前線》，譚利華免試進入上海音樂學院，師從著名指揮家黃曉同深造。

    黃曉同給學生的規矩是，課前必須背譜。回顧古典音樂史，背譜其實是李斯特開始的習慣。它的最大好處在于，能讓演奏者和指揮把舞臺上的全部精力投放在演繹中。但在黃先生的課上，光背下來不行，還得能準確地說出每一段落的節奏組合、編曲方式、調式特征。

    學二胡背譜時打下的“童子功”，這會兒派上了用場。譚利華又過上了“背不下來不睡覺”的生活。這一半是倔強好勝的脾氣使然，一半是出于對黃先生的畏懼——肚子里準備了多少“貨”，黃先生一眼就能看到底。若是隨意糊弄，他也不發脾氣，只是轉身就走，留下一屋子凝固的空氣。

    “真的，我、余隆、陳燮陽、楊又青、湯沐海，這些黃門弟子，都五六十歲了，甭管在外面被捧到什么位置，見到黃老師還是40年前那副心驚膽戰的學生樣，他還是永遠不表揚，開口就是挑毛病。”

    說這話的時候，黃曉同已離世兩年。但提到那個名字，譚利華還是挺了挺陷在黑皮椅里的身子，仿佛向一種嚴厲致敬，已經成了改不掉的習慣。

    在同學眼中，譚利華記憶力超群，別人三星期才能完成的進度，他一星期就輕松過關。但他自己最清楚，只有特別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費力——30年后，這句話成為甚是流行的勵志金句時，譚利華的感慨可能要比隨手轉發的網友深刻得多。

    出色的背譜能力、文工團的指揮基礎……種種優秀條件，讓譚利華迅速成為班上最出眾的學生，開始在外賓參觀時擔任示范表演重任。那時，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見個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尚且稀罕，更遑論給他們表演示范。初露頭角的譚利華，風光無限。最重磅的外國“腕兒”，是1979年率波士頓交響樂團到上海演出的小澤征爾，他有著“世界三大東方指揮家之一”的美譽。小澤征爾中國行的其中一站，就是去上海音樂學院觀摩指揮課。上百個帶著相機的記者把教室堵得水泄不通，這陣勢，譚利華也是第一次見。它意味著擔任示范表演的那個孩子還沒走出校門，就先躍入國際視野了。但那次，鏡頭對準的是另一張面孔——黃曉同把這機會給了班上的西藏同學俄珠多吉。

    下了課，譚利華拉著俄珠多吉一頭扎進學校旁邊的天津菜館里，從中午坐到晚上，直言嫉妒，不藏痛苦。384杯啤酒后，他一下懂了許多事——是自己太急于求成，太渴望炫技的機會了。其實機會有的是，不見得非是這一次。當春風得意的臉上第一次有了失意的表情，該踏實還是該表現，該醞釀還是該噴薄……所有問題都有了清晰的答案。

    2004年，譚利華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背譜指揮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那是一部異常艱難的超大樂隊作品，縱是經驗豐富的指揮家，看譜指下來也不是件容易事。當時，世界上能背下那譜子的指揮家只有兩個，一個是譚利華，另一個，就是25年前他“失之交臂”的小澤征爾。

2.沒有規矩，不成交響

    北京交響樂團的人都知道，1991年，是李德倫的一句“你去國外，是錦上添花；留在這兒，是雪中送炭”讓譚利華把威爾士大學的就讀手續壓在箱底，開始在北京交響樂團簡陋的排練室里拿起了指揮棒。

    但鮮為人知的是，同時被收起的光鮮出路，是一張中央樂團的指揮聘書，它至今躺在譚利華的抽屜里。落款年份，1991年。

    不到40個人、一年20來萬的經費、兩只手就能數過來的演出場次，譚利華知道自己接了個爛攤子。

    說上世紀90年代初的北京交響樂團“默默無聞”，其實不夠恰當，它經常被音樂院校的老教授們掛在嘴邊。當學生露出懈怠、敷衍、潦草的苗頭時，最有效的厲聲震懾就是一句：“現在不好好練，等畢了業你們就去北交！”

    治，就先從這慵懶閑散、參差不齊的人員治起。譚利華首創了“拉幕考”的方式，他找來七個評委，韓中杰、黃飛立、李德倫……個個都是音樂圈里響當當的名字。從全世界交響樂團都考的曲目困難片段中抽題，拉上幕布，現場演奏。規則也簡單：扣掉最高和最低，取平均分，過了80分留下，不過走人。

    這幕一拉不得了，不僅把團員的面孔擋住了，也把遞條子、走后門的心思統統擋在門外。氣急敗壞的落選者，開始對這個砸了自己飯碗的新總監進行花樣百出的報復。有人從深夜11點開始打騷擾電話，一小時一次，鍥而不舍地攪和著譚家人的睡眠，有人直接發出人身威脅與咬牙切齒的恫嚇。

    譚利華不吃那套，大幕拉下，就再沒收起。通過選拔進了樂團也不能萬事大吉，因為譚利華把“拉幕”變成了日常考核，3個月一考，不行還是得走人。

    翻起譜子的他，能細膩地捕捉到音節間每一處微妙的情緒變化，把柏遼茲《幻想交響曲》中每一絲興奮、猜疑、嘲諷、仇恨變成指尖的動作。但在是非與好壞的問題上，他簡單又大條。

    “好就是好，錯就是錯，沒得通融，音樂也得講規矩。”

    規矩，一個自帶嚴肅刻板屬性的詞匯，好像天生跟藝術不沾邊。人們不吝以最大的寬容與耐性，溺愛著恣意隨性的藝術家。唯恐框框多了一點，束縛了手腳，讓那些敏感的靈魂庸俗起來，但譚利華不這么認為：

    “樂團就像臺機器，里面每個小齒輪都必須合格，這機器才能運轉起來。德國交響樂為什么那么出色？這跟德國人骨子里對秩序的尊崇、對規則的敬畏絕對有關系。”

    當兵出身的譚利華，信奉“軍事化管理造就高手”。他給北交立了一堆規矩——排練時不許遲到，手機不許發出聲響……譚利華知道，這些“不許”本身不新鮮，但空有一紙約束，誰都不會拿它當回事。對規則的敬畏，只能在為失范付出代價的痛感中慢慢磨合。于是，每一條“不許”后，譚利華標注了明確的價碼。失了規矩，對不起，罰款，再歉意滿滿的表情也沒得商量——沒人敢提出異議，這跟行政職務的威嚴沒關系。這位年輕的團長向自己開刀時也沒手軟，盡管那聲短信提示淹沒在音符中，根本無人察覺。

    2001年至2009年，譚利華先后四度率領北京交響樂團赴歐洲巡演。每次出國前，他都先把規矩說清楚：“說幾點就幾點，晚一分鐘我都不等。誤了車，你自己想辦法去音樂廳。誤了機，你自己掏錢買國際機票。”沒人覺得譚利華在拿狠話嚇唬誰，在紀律的問題上，他不懂通融。

    北交的秩序，是與其對作品的理解與演繹一同走進世界視野的。當他們第一次帶著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五交響曲》在著名的林茨布魯克納音樂廳亮相時，歐洲媒體如是說：“陣容龐大的北京交響樂團無論在人員素質、演出狀態、指揮與演奏員的配合，還是音樂表現手法的變換以及藝術造詣方面都表現出一流的專業水準，不愧為亞洲最棒的交響樂團。”

3.為一事來，做一事去

    樂團指揮不比一般演奏員，他對一支隊伍的氣質、文化之形成至關重要。當人們說起一個樂團時，常常同時說起臺中央那個執棒的人。提起柏林愛樂樂團，人們想起卡拉揚；提起列寧格勒愛樂交響樂團，人們想起穆拉文斯基。一個指揮把自己對音樂的理解融入上百人的指端，需要耐心，也需要時間。如果臉還沒認全，就匆匆跳到另一支出價更高的樂團，那么指揮臺就只是一個功利的跳板與鍍金臺。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那個畢業生唯恐避之不及的散攤子，變成第一個與EMI唱片公司簽約的中國樂團，北交走過的每一枚足跡，都嵌著譚利華的名字。

    一切步入正軌。但譚利華的氣，其實沒喘勻幾口——他不是個安于現狀的人，關于古典音樂，他還有好多力氣沒下。

    作為中國樂壇最活躍的指揮家之一，譚利華開始致力于交響樂的普及。除了在全國各大城市的數十場演出外，他每年都要率團走進學校、進軍營、進廠礦，舉辦專場音樂會，曲目皆是通俗易懂的世界名篇。

    “這么個演法，不掙錢吧？”經濟人的本能，讓人不得不替他算筆賬。

    “不是不掙錢，完全就是賠錢。”他比誰都明白。

    古典音樂，本就是陽春白雪的小眾嗜好，賠錢去“布道”，在人看來無異于一意孤行。但懂的人知道，他這是在完成李德倫的遺愿。

    “李先生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普及交響樂。”隔著30年的時光，譚利華還記得跟隨李德倫走過的上百場演出。“大到萬人禮堂，小到幾十個人、幾個人的小教室，他都在不厭其煩地講，講交響樂對一個人的性情多么重要，講接受美的享受對一個民族有多重要。”

    都說浸泡在音樂中能陶冶人的情操，但具體怎么個“陶冶”法兒，恐怕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明白。

    接受采訪的前一周，譚利華見了他多年沒見的發小。發小總覺得面前這個三句話不離音樂本行的人，怎么看也不像當年打遍周圍無敵手、而且“專挑沒人的高粱地里狠揍，絕不給對方留求救機會”的譚家老三。

    音樂之美雕琢性情的宗旨一脈相承，但跟李德倫靠腳力推廣不同的是，譚利華很清楚，普及交響樂，歸根結底是要靠專業化的團隊運作。

    2007年，國家大劇院建成。那枚橫臥在天安門西側的蛋殼，成了全國表演藝術的最高殿堂，這讓譚利華看到了新的可能。

    劇院是建成了，但怎么去運營中國文化交流的最大平臺，怎么管理近10萬平方米的展廳，誰都沒經驗。

    建院后的首場交響樂，譚利華執棒，兩天連演兩場。第三天，沒有演出安排了，作為大劇院藝術委員會副主任，譚利華又去蛋殼里轉了一圈。進了空無一人的候場室，拿手指在桌子上抹了一圈，把工作人員叫來：“觀眾看不見的地方，也是大劇院的臉面。你開門迎客了，就得拿世界級標準要求自己，不把細節做到極致，就配不上國家表演藝術最高殿堂的身份！”一如既往的不客氣——他的指肚上，蒙著一層細密的塵。

    “我只說了一次，他們再沒出過那種疏漏。”

    “專業、規范、細致。”整整10年的合作后，譚利華對大劇院的評價濃縮成6個字。譚利華很在意演出地點。在他看來，國家大劇院遠不止是場地的提供者，臻于細節的服務，能讓更多人在欣賞交響樂中收獲切實可感的享受，讓人愿意走近交響樂，才能讓管弦樂的旋律在更廣闊的天地間傳揚，接近他“普及”的初衷。

    “為一事來，做一事去”——這話原是黃曉同的座右銘。20歲出頭第一次從黃先生那兒聽到這8個字時，它們就牢牢焊在了譚利華心底。以準確的手勢詮釋每一小節，讓古典音樂走進更多人心里，是他前半生最清晰的線索。

    除了北交的藝術總監，緊跟在“譚利華”名字后面的頭銜還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國家大劇院藝術委員會副主任……盡管這些身份意味著開不完的會，聊不完的座談和簽不完的文件，但它們仍然遠比一個“指揮”更具備世俗意義上的誘惑與亮度。

    問他最中意哪一個，他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只有走到臺口時，那個我才是真正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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