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伯樂”加里-格拉夫曼談音樂教育——中國承載著古典音樂未來市場

　　日前，第12屆上海音樂學院國際鋼琴大師班在賀綠汀音樂廳落幕，3位國際著名鋼琴大師加里-格拉夫曼、羅伯特-麥克唐納德、威廉-納波雷輪番授課，并為學生們現場示范。格拉夫曼日前在做客上海大劇院藝術課堂上時，指出“條條道路通羅馬，年輕的天才們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成長方式”，而“因材施教”也正是這位“鋼琴伯樂”的育人宗旨。

　　老師要做的是拓展學生天性

　　在與田藝苗、張昊辰一起做客上海大劇院藝術課堂時，格拉夫曼成了眾人關注的重點。在柯蒂斯音樂學院任教30多年，格拉夫曼每年親自帶教的學生不過三四個，這其中就包括了3位來自中國的青年鋼琴演奏家郎朗、王羽佳和張昊辰。每每來到中國，被問及最多的也是這3位愛徒。格拉夫曼告訴記者，這3個人非常不一樣，有各自的特點，并且讓他非常自豪的是，“別人不會從這3人的琴聲中聽出他們師出同門”。

　　柯蒂斯音樂學院一直堅持精英教育。據格拉夫曼透露，全校一共有160多名學生，7位鋼琴教師，學鋼琴的只有20人。每年鋼琴專業只招3名學生，而申請者多達130人以上，所以，進入柯蒂斯音樂學院學習的都是天資很高的學生，都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富有潛力和才華。老師要做的是依據他們自身的性格、經歷，在不影響他們自己獨特想法的前提下發掘他們的個性，激發出他們對于音樂的不同理解，“技術不是主要的教學內容，而是要啟發他們，找到讓他們拓展天性的方式”。

　　格拉夫曼不僅僅是著名的音樂教育家，他本人也是古典音樂界的傳奇人物。出身于音樂世家，7歲考入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被譽為“樂壇神童”，50年后又成為該校校長;17歲起師從鋼琴大師霍洛維茨，21歲獲得列文特里特音樂大獎，此后30年，在世界各地巡演，每年平均超過100場，在各類獨奏或協奏音樂會上演奏過鋼琴史上難度最高的作品，并且至今仍然是唯一與美國6大樂團一同錄音的鋼琴獨奏家;1979年，格拉夫曼的右手受傷不能再彈琴，他不得不把職業方向轉向音樂教育，并以驚人的毅力專攻左手演奏的曲目，鑄就了音樂史上的“左手傳奇”。格拉夫曼曾說“格翁失手，焉知非福”，雖然右手的病癥使他不得不減少了演出，卻為他創造了舞臺之外更為遼闊的發展空間。

　　格拉夫曼得意弟子之一、青年鋼琴家張昊辰說起自己的老師，用了“能量非常大的人”這樣的語匯。他還說：“老師從不會對不同風格的音樂厚此薄彼，而是對各種風格的音樂都有一種自然流露的欣賞。”

　　有一定壓力和約束是好事

　　英國《金融時報》曾刊登過一篇文章，稱中國有5000萬孩子在學鋼琴，還有5000萬人在學習小提琴等其他樂器。在美國著名的茱莉亞音樂學院，也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走在中國成都街頭的孩子有兩類：一類是背著樂器的，顯而易見是在學習這門樂器;一類是沒背樂器的，那肯定是在學鋼琴。

　　格拉夫曼說，這十幾年中國學琴的人數急劇增加，這和中國家長們讓孩子學習樂器的意識是分不開的。相比國外有些孩子到15歲才突然發現自己喜愛音樂，他認為中國孩子能在3-5歲的黃金年齡段接觸音樂是很棒的事，“即使孩子們一開始不是出于自愿，但也許音樂會伴隨他們一生”。

　　很多中國家庭因為鋼琴爆發了激烈的親子矛盾和沖突，貪玩的孩子不愿意練琴，父母于是就不停地督促甚至打罵。格拉夫曼說，這種“虎媽”式的教育方式并不是中國獨有的，所謂“可憐天下父母心”，即便是在美國，也有嚴厲的家長。在格拉夫曼看來，“有一定的壓力和約束是好事”，他的學生之一、如今功成名就的郎朗，恰恰就是這種嚴苛教育的成果——年幼的郎朗因為不肯練琴曾被父親打過，甚至有一次父親以為郎朗去幫小伙伴伴奏而耽誤了練琴，就恐嚇他并讓其去“跳樓”。

　　格拉夫曼說，除了在適當的年齡起步，學琴的關鍵還在于找到適合的方式，有些孩子需要被約束，而有些孩子更適合“放養”，不管怎樣，他很高興看到中國有那么多孩子熱愛音樂。在他看來，中國承載著古典音樂未來最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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