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記抗戰中的音樂 唱出我們的眾志成城

1941年，保羅·羅伯遜擔任獨唱，劉良模指揮在美華裔工人合唱，灌制了名為《起來！》的唱片。

　　1936年6月7日，劉良模指揮上海幾千名群眾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孫慎，生于1916年，音樂家，1935年起投身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作曲代表作《救亡進行曲》。

　　狼煙起，鐵蹄奔。顛沛流離，生離死別。戰爭沒有讓中國人屈服，反而激起了他們的怒吼�！捌饋怼薄扒斑M”“保衛黃河，保衛全中國”的雄壯歌聲，響徹神州，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樣，把四萬萬人民的心緊緊連在一起，匯聚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滾滾洪流�？箲鹨魳�，是中國人民絕地反擊的心聲，是中華民族頑強不屈的精魂，更開創了民族新音樂的先聲。穿越80余年的崢嶸歲月，那些雄渾的歌聲依舊令人蕩氣回腸。

　　——編 者 

　　從戰歌到凱歌

　　——《義勇軍進行曲》的戰時傳播

　　董 陽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東北淪陷。緊接著，日本侵略者又挑起“一·二八”事變，攻打上海。侵略者的步步緊逼，激起了中國人民的不斷抗爭。1935年時，雖然還未進入全面抗戰，但中國局勢已經危如累卵。

　　這年5月，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在上海百代公司錄制唱片，隨后，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主題曲的電影《風云兒女》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從此，“起來”“前進”“筑起我們新的長城”的吶喊，通過電臺、唱片和歌詠隊回蕩在城市和鄉村的天空。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奏響。不久后，人民日報頭版刊文提出：“《義勇軍進行曲》是十余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革命斗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具有歷史意義�！�

　　“最流行”不是虛言。美聯社記者愛潑斯坦曾在他的抗戰報道集《人民之戰》中寫道：“從前線到大城市，從城市到最遙遠的鄉村，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這首歌，都會唱。《義勇軍進行曲》誕生的歷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斷高漲的歷史。這首歌的曲和詞深深扎根于中國人民之中�！�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歌詞把中華民族陷入絕境的命運展示在人們的面前，回頭來看，頗有“哀兵必勝”的意味。然而，《義勇軍進行曲》并不消沉，富于號召性的音調、鏗鏘有力的節奏、短小精悍的曲式結構調動起生命深處最頑強的力量，吼出了一個身負百年苦難的民族的心底憤怒。

　　民族危難孕育了音樂，音樂又召喚起命運的共同體。1936年，音樂家呂驥在上海電臺教唱《義勇軍進行曲》；同年6月，全國救國聯合會成立一周年之際，愛國人士劉良模指揮民眾歌詠會，和幾千名群眾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戰歌曲；1937年9月，南京舉行紀念“九一八”群眾大游行，電臺播放的也是《義勇軍進行曲》……在收音機、唱機昂貴，民眾文盲居多的年代，學唱歌曲多需要口頭傳授。隨著全國性群眾抗戰歌詠活動的發展壯大，抗戰歌曲通過歌詠團、演劇隊深入中國城鄉大大小小的角落。“一盤散沙”、素不相識的中國人，在不同的地方唱著同一首歌，心匯到一起來。1938年，《義勇軍進行曲》誕生3年后，豐子愷從浙江經江西、湖南來到漢口，在沿途各地逗留，他聽到連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來，起來”，長沙的婆婆、漢口的車夫都能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義勇軍進行曲》深入軍營，響徹在中國軍隊奮勇抗敵的戰場，成為軍歌和戰歌。愛潑斯坦曾說，《義勇軍進行曲》急促而充滿勝利信心的詞句像是一位緊張得喉嚨沙啞的指揮員在戰斗打響之前作動員報告。他在臺兒莊進行戰地采訪時，看到中國官兵端著步槍、揮著大刀，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冒著猛烈炮火，前赴后繼，打垮了敵人的進攻。

　　1939年9月，德國軍隊發動閃電戰，突襲波蘭，英法對德宣戰，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不做奴隸”“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聲，《義勇軍進行曲》也迅速飛越國界，遠播寰宇。1940年，劉良模赴美留學，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戰事跡，在紐約遇到了“美國歌王”保羅·羅伯遜。羅伯遜關心中國抗戰，主動要求學唱中國歌曲，唱給全美國和全世界的人聽。幾個月后，在紐約的一個音樂晚會上，羅伯遜用中英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1941年，羅伯遜擔任獨唱，劉良模指揮的在美華裔工人組成的青年歌詠團擔任合唱，灌制了漢語演唱的名為《起來！》的唱片。在唱片的附頁上，宋慶齡寫下了這樣的序言：“中國已經從新的群眾傳唱運動中發現了抵抗敵人的力量源泉……愿我們的這些融匯東西方風格的古老民間旋律和新歌曲，成為又一條聯系自由人民的紐帶�！�

　　田漢早年的一段回憶錄寫道：“陶行知先生由歐洲回國，過埃及時在金字塔下聽得有人唱這歌……梁思成先生在美國講學時在街上聽得有人吹口哨，吹的正是這支歌，以為是中國人，回頭一看卻是一個十來歲的美國孩子……凡此都足以證明全世界人民反帝國主義的心是一脈搏動的。”

　　從戰歌、凱歌到國歌，80年后的今天，《義勇軍進行曲》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聲音圖騰。她印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里，激蕩在他鄉游子的肺腑，響徹在健兒揚威的奧運賽場和“神舟”翱翔的浩瀚太空。她聯系著你、我、他，聯系著我輩與先賢，聯系著今天與未來，熔鑄成一個頂天立地的“我們”！

　　唱到人民心里去

　　孫 慎

　　上世紀30年代初，我在上海的一家百貨公司會計部當小職員，經人介紹，我參加了職業青年群眾團體“蟻社”。憑著學生時代彈風琴、吹笛子、識譜的一點基礎，我擔負起歌詠隊的教唱任務，當時感到不能應付裕如，于是做中學、學中做。

　　1935年，我參加了呂驥領導的業余合唱團，在呂驥的指導下學習創作群眾歌曲，并經常和大家到群眾歌詠團體和工人夜校中教唱救亡歌曲。當時，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一個波瀾壯闊的救亡歌詠運動首先在上海應運而生，學生的、工人的、職業青年的救亡歌詠團體紛紛成立，目的是“用歌詠作為組織群眾走向革命的武器”。歌詠運動的迅速發展，需要更多的優秀歌曲。1936年，由呂驥、孫師毅發起組織的詞曲作者聯誼會和呂驥領導的歌曲研究會，團結了更多的詞曲作者創作救亡歌曲。作為參與者，我們經常帶著自己新創作的作品到會上討論。這兩個組織培養了一批音樂骨干，創作了一批符合時代要求的歌曲，為中國的新音樂運動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當時，詞曲作者們大都參加了各界救國會，參與到群眾性的集會、游行中，也多聯系著一個或幾個群眾歌詠團體，因此對群眾的思想感情有切身的體會，對他們的審美觀和接受能力有所了解。當時的許多作品都是根據需要而寫，寫好后立即到群眾中去教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很快知道群眾喜歡什么樣的歌曲，也能對自己的創作即時進行調整。如《大刀進行曲》，起先，“大刀”兩個字是一拍一個音，群眾把它唱成了切分節奏，這樣一來，歌詞與旋律結合得更為緊密。

　　為了適應作品的思想內容和群眾的接受程度，抗戰音樂必須走民族化、大眾化之路。“九一八”事變之后誕生的《抗敵歌》《旗正飄飄》等抗戰歌曲與當時群眾的接受程度尚有距離，難以廣泛傳唱。到1934年以后，聶耳創作的群眾歌曲如《畢業歌》《大路歌》《義勇軍進行曲》，以鮮明的音樂形象、生動平易的曲調、樂觀主義的氣質，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開創了新一代的樂風。1935年，冼星海從國外回到上海后創作的《運動會歌》《救國進行曲》，從中還能感覺到一些“洋味”。后來，隨著他的投身革命和深入群眾，作品的“洋味”漸漸褪去，更多地體現了人民大眾激昂的革命熱情和斗志。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我加入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和大家一起把抗日救亡的歌聲傳到街頭、農村、工廠、學校和軍隊。那時，有無數的革命音樂家同我一樣，在全國各地輾轉，使救亡歌聲遍布全國，不斷激勵、鼓舞著中國人民。

　　1931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黃自和韋瀚章創作了中國第一首抗日救亡歌曲《抗敵歌》。

　　1933

　　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等左翼音樂組織成立。

　　1934

　　任光作曲的《漁光曲》、聶耳創作的《畢業歌》《大路歌》等歌曲誕生，開創了新一代的樂風。

　　1935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在上海興起，民眾歌詠會和業余合唱團成立。

　　1936

　　詞曲作者聯誼會和歌曲研究會成立，爭取了更多的詞曲作者加入救亡歌曲創作的行列。

　　1937

　　“七七”事變后，麥新創作了《大刀進行曲》，“八一三”事變后，賀綠汀創作了《游擊隊歌》。

　　1939

　　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陜北公學大禮堂首演。

　　1949

　　開國大典上，伴隨著五星紅旗的冉冉升起，《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響徹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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