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常以“車之雙輪” “鳥之兩翼”來并稱文藝批評與文藝創作，二者相輔相成的關系無需贅言。而當下，從來沒有哪個時代的文藝如此多元發展，因此也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今天這樣急需文藝批評有效行使手中的思想權杖，更好地為精神世界立法，厘清紛繁現狀，導航文藝發展。而事實上，在“詩”與“思”的格局中，當代文藝創作與批評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日前，由中國舞協主辦的2014年度國家藝術基金人才培養資助項目—— “舞蹈創作青年人才培養”暑期舞蹈營系列活動之跨界對話中，美術、音樂、電影、舞蹈界專家各抒己見，幫我們一窺究竟。

　　美術：藝術評論缺席，使中國美術在世界大而不強

　　“美術界最熱鬧，從業人員最多，也最混亂。什么原因呢?錢鬧的。 ”中國國家畫院副院長張曉凌直言不諱自己所在領域存在的問題。他介紹，因為中國藝術市場成長太快了， 2012年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成長為世界第一，超過美國。這使得上世紀80年代在宋莊吃方便面的許多藝術家一夜之間成了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所以中國當代藝術正在變味。美術界最核心的詞是市場，因為市場改變了整個美術觀念，改變了美術形態，甚至改變了創作風格，也改變了創作主體，使之從原本的單純變得很復雜，從很理想化變得很世俗。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藝術批評把整個美術引導到理想主義層面上，那么90年代的藝術批評是‘為虎作倀’ ，其實90年代沒有真正的藝術批評，藝術批評已經從主導地位過渡到像一個咖啡館的作用，或者一個物業的服務人員。 ”這是張曉凌眼中整個美術界從理想主義到世俗主義轉變中，藝術評論所扮演的角色。他表示，因為藝術家有錢后可以雇傭批評家為自己搖旗吶喊，批評家便淪為雇傭兵了。

　　張曉凌指出，在這種狀態下，整個當代藝術批評退出了當代創作世界，這也導致了中國美術雖然市場第一，但并不能獲得其他國家的尊敬。因為沒有市場高度，沒有競爭高度，創作的只能是商品，或商品屬性越來越嚴重，因為西方人比較尊重建設性藝術家。他舉例，英國有位著名藝術家，其作品單件能賣到1億歐元，折合人民幣10億元，對于活著的藝術家算是一個商業奇跡，因為即便是畢加索、莫奈、塞尚的一件作品也不及此高度，但是這樣的藝術家在英國沒有地位，未被寫入藝術史。“所以一個民族的文化，一個民族的美術要獲得別人尊重，必須提供給別人一套價值觀，必須讓人有精神愉悅或精神回報，如果僅僅是商品、商業運作，那么和藝術史無關，和民族的精神體系無關，因此出現了中國美術在世界大格局里大而不強的狀態。在所有的藝術門類中美術專業創作隊伍最大，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達幾百萬人，體量夠大，卻并沒有創作出贏得別人尊重的作品。 ”

　　藝術評論的缺席，是張曉凌指出的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回顧西方現代藝術史，西方現代藝術家固然很偉大，但歸根結底有一個非常強大的批評體系，他們的批評體系強大到可以讓一個藝術的侏儒不到20年時間內成為一個藝術巨人，最典型的是美國當代藝術的崛起。美國二戰以前整個當代藝術是歐洲的附庸，為什么從二戰以后，到上世紀60年代初20年左右時間，美國成長為決定整個世界文化走向，決定整個世界藝術走向的大國?這一現象特別值得我們思考。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來源于藝術評論，因為他們成功打造了一套當代藝術話語，然后放大為全世界的公用話語，不在這個話語體系里，似乎就沒辦法張嘴說話。所以美國人很成功地運用了批評策略，短時間內把話語體系覆蓋了，批評的力量太大了! ”

　　因此張曉凌強調，對于當代藝術來講，最重要的還不是藝術形態本身，而是批評體系的建設，怎么能迅速解決當代藝術批評體系，建構一套自己的話語，這可能是中國當代批評一個巨大任務。否則我們依然還在援用西方的話語，看著別人將廢紙隨意壓在墻上就能變身高價藝術品依然無人質疑，中國當代藝術確實到了一個歷史的拐點了。

　　音樂：如果中國人再年復一年聽《小蘋果》 ，這個國家的音樂就完蛋了

　　以自己多年供職的《人民音樂》為例，著名音樂家金兆鈞介紹，創刊于1947年的《人民音樂》是以批評為主的刊物。在前17年，它曾經是音樂界的風氣雜志，但當時的《人民音樂》亦有一定問題，即一方面技術性太強，一般愛好者看不懂，另一方面一般談的不是音樂問題，而是政治、方向、導向問題，很少真正接觸到音樂本體。

　　金兆鈞表示，從1976年復刊后到上世紀90年代末，雖然該雜志幾近因成為教授評職稱的倚仗而某種程度成為特定群體的擁躉，但多年來從流行音樂鑒賞到黃色音樂識別，從錄音機到卡帶，從臺灣校園民謠到田野風情，從鄧麗君的《甜蜜蜜》到李谷一的《鄉戀》 ，從流行歌星到嚴肅美聲，從西方現代派到本土西北風，該雜志在不同時期曾經成為小青年與老同志、傳統觀點與現代意識交鋒的陣地，影響著音樂創作和欣賞。

　　新世紀之后，被金兆鈞無奈指出“沒有批評” 。“有人說現在的批評不溫不火了，沒有缺點，哪個作品上演了寫哪個，比如歌劇井噴式發展，動輒幾十部，大多數演幾場后永遠不會再演，都是大筆錢砸下去，而我們看到的評論文章，肯定都是創作方約請的。甚至還看見有戲還沒演，表揚的文章先出來了，分析得頭頭是道，因為事先雇好了，很少有人說真話。批評家不敢說實話，因為缺乏一個健康的評論環境。 ”

　　到了互聯網時代來臨，金兆鈞認為需要更多調整和反思。加強文藝批評需要相應扶持，需要良好陣地。當下傳媒時代，誰去控制話語權很重要，如果沒有很好的頂層設計，或者沒有一個基本穩定的框架，藝術創作和批評之間很難產生一個好的對應關系。“如何在新的條件下，重新建立一個更合理、更適合現在社會需要的一個評價體系，這不僅僅是寫文章式的評價，還包括評獎等有導向性作用的方面。 《中國好聲音》火成那樣的時候，曾請我去做一場頭腦風暴，我說中國從來沒有缺過好歌手，沒缺過好聲音，中國現在缺作品，這樣的節目老百姓很歡迎，但無非就是卡拉OK，無非就是麥霸。后來有了《中國好歌曲》 ，推出了一些新歌，春晚當年推一首歌火一首，也都是新歌。所以看你怎么做，你的愿望朝哪個方向。最重要還是要有好的平臺，敢發言的人有很多，很多專家學者的真知灼見往往發在自己的學報上，別人看不到，如何讓這些意見能夠被圈子里感受到，讓相關的受眾感受到很重要。如果中國人再年復一年地聽《小蘋果》 ，這個國家的音樂就完蛋了。我看到畢業季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在跳《最炫民族風》或者《小蘋果》 ，這樣的東西占領所有的市場是可悲的，我們不是沒有好音樂，這里很大程度上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金兆鈞指出，因為批評本身就是批評者和藝術家及大眾之間的橋梁，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可操作的機制，才能創造健康的生態。

　　電影：傳統批評的美學標準和歷史標準，已經根本解決不了當下中國電影很多問題了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研究生院電影電視系主任賈磊磊則指出，傳統上藝術評論有馬克思設立的美學和歷史兩個標準，但是當下電影領域美學和歷史的標準已經不夠用了，滯后了，因為美學標準基本范疇是主題分析和性格分析，這兩種分析，現在根本解決不了中國電影很多問題，歷史的標準只是縱向和橫向比較，這種比較有用，但是不能進入電影敘事的核心地帶。

　　以法國總統作為名片送給其他國家元首的著名紀錄片《遷徙的鳥》為例，賈磊磊指出該電影核心價值觀是呼喚人類保護鳥類，張揚綠色和平主義，內含深深的人道主義情懷。但其中有一個鏡頭，背景是一個獵人，一群鳥從天上飛過，獵人對著鳥群開槍，紀錄片用長鏡頭記錄鳥被擊中后掉下來的過程。“主旨是保護鳥類的電影卻在制作過程中制造了一個殺害鳥的情境。從文化倫理來講，這樣的制作不可以。如果我們為了保護鳥，可以讓獵人殺害鳥這種創作成立的話，那么為了保護人類，是否允許在紀錄片中殺人?這樣的標準和藝術是無關的，起碼從電影批評角度應該有文化的標準確立，無論是中國電影還是外國電影。 ”

　　反法西斯戰爭題材的蘇聯電影《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中有一個蘇聯紅軍女戰士，用高射機槍射擊一個失去了作戰能力相當于俘虜的跳傘德國飛行員的特寫鏡頭，賈磊磊指出，這樣的處理對一個國家的文化是有傷害的，只有納粹法西斯才槍斃俘虜，然而我們有很多電影都有類似問題出現。再以美國拍攝“9 · 11”事件相關紀錄片，表現飛機撞擊樓宇2分鐘的情節是一片黑幕，避免慘痛的歷史災難畫面刺激觀眾，相比我們對于災難題材相關創作的不當處理，賈磊磊認為許多高文化指數的美國電影創作值得借鑒。

　　以自己電影批評曾遭遇制作方投資方斥責為例，賈磊磊指出電影批評“比美術界和音樂界的處境更要命” 。但是面對當下電影創作放棄社會和文化責任獨尊產業邏輯等很多問題，如果電影批評不盡其責，完成自己的電影美學建構，中國電影的未來堪憂。“金兆鈞說中國如果全跳《小蘋果》我們國家就完了，我覺得如果全看《小時代》這樣的電影這個國家也完了!我們做了很嚴密的調研，支撐《小時代》的73家國際著名品牌在這個電影里有700多套奢華服裝。 《小時代》的市場定位是20歲的中國電影觀眾，這個觀眾年齡正好是電影觀眾的初期。 《小時代》要用商業邏輯，而不是電影應有的價值觀，對這代人的文化消費和市場消費起引導作用，所以才會在影片中看到四個女孩中最重要的顧里，是為其他三個女孩提供物質保障的富二代，畢業的時候所有人都在找工作，她卻不需要找工作，當別人沒有工作的時候，她會在鬧市提供一幢別墅給大家住。所有的夢幻般的設計，都是為推廣國際著名品牌服務的，這對中國這一代年輕觀眾的價值觀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賈磊磊說。在他看來，當下電影批評需要尋找一種客觀性，建立判斷藝術的基本準則，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集體共識，就是沒有拋開個人判斷的一種合理的客觀標準。

　　舞蹈：中國的舞蹈批評，早就被各種力量綁定

　　中國舞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著名舞蹈理論評論家羅斌坦率指出，“中國的舞蹈批評始終沒有過所謂的真正客觀健康的狀態，也許上世紀50年代還有， 60年代還有，到了90年代以后，就很難了，中國舞蹈批評早就被綁定，被各種力量綁定。 ”

　　羅斌認為，和美術、音樂以及電影領域相比，中國舞蹈談不上市場，中國舞蹈沒有過市場的享受，也不可能在市場的前提下，生成一種相關的批評。“雖然我們舞蹈學也是以史、論、批評這樣的結構方式建設的，但事實上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學理層面的建設，也沒有真正意義上批評系統和批評體系話語權的建設。客觀地說，我們一直都在做所謂的舞蹈批評，但是我始終不認為我們有自己的方法論，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前提是舞蹈學三個層面的建設上就是缺失的。 ”

　　羅斌自稱自己在中國舞蹈理論界是有名的“缺德派” ，“因為我做批評、理論這么多年，我看到的問題不是比辦法多，是比需要泛泛‘歌德’要多得多，原因是與美術、音樂以及電影領域相比，我們整個學科的思維沒有上道，學科沒有上道，因此談不上對于舞蹈所謂的理論建設上的自覺自洽和自省。現在看到的所有的文章，都不算是什么理論，我們一直寫的東西，有時是一種憤世嫉俗的語言，但是背后真正支撐它的并不是一個成型的學理。我們沒有自洽的理論，沒有屬于自己的能夠拿得出手的本體論。至于說如何能夠建設成，似乎仍未可知。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學理的現實，架構的現實，至于說評論的現實，更是在未來能不能彌補空白的問題。 ”

　　羅斌指出，舞蹈的理論、評論、創作和教學之間的關系天然就有。實踐或歷史證明，所有行當里的子行當之間的關系都應該是和諧的，才能共同促進這個行當的發展，但是現在似乎由于各種認識上的錯位，使其沒有被很合理地放在應有的位置上。但是理論評論與創作之間相得益彰的發展是必經之路，是彼此有彼此的獨立價值，共同在某一個層面上互相啟發著、互相擁有著、互相促進著，最后能夠讓這個行業有一個綜合指數的提升。“現在我們的綜合指數上不去，就是因為我們某一個拳頭，或某一條腿太粗壯，或只有一條腿，或其他腿不夠粗，就很難平衡。 ”

　　雖然理論建設并不樂觀，但羅斌提醒沒有必要輕賤自己，因為在整個人類舞蹈學的發展歷程上，我們的速度不算慢。“什么是我們自洽的學術體系，它生成于我們的文脈，是最終生成在這個土地上這個人群血脈中言傳出的東西，正如林懷民秉持的三個字‘做自己’ ，并選擇了闡釋中華文化自己的東西，就像中國遍地都有的民族民間舞，不是在教室里翻來覆去訓練那些既有的、外來的東西就能完成中國舞蹈建設，中國廣袤的田野里有真正的藝術，我們太需要到自己民族和我們自己生命的田野里去，尋求屬于我們自己未來的東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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