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5普利策音樂獎在美國揭曉。現年57歲的美國女作曲家朱莉婭·沃爾費(Julia Wolfe)以合唱作品《無煙煤田》(Anthracite Field)獲普利策音樂獎,并得到1萬美元的獎金。該作品于2014年4月26日在費城的一場音樂會中首演,評委會稱“這是一出強大的合唱和六重奏清唱劇,喚起人們20世紀初的賓夕法尼亞煤礦生活的關注。”
另外兩位獲得普利策音樂獎最終提名的作曲家的作品,分別是華裔旅美作曲家梁雷的中音薩克斯風與管弦樂隊作品《瀟湘》和約翰·左恩(John Zorn)為小提琴、大提琴和鋼琴創作的室內樂作品《貴族》(The Aristos)。
寫現實 接地氣
朱莉婭·沃爾費現任美國紐約大學斯特哈特學院作曲系主任。她的創作吸收了很多當代美國流行音樂和民間的元素,這使其作品帶有很強烈的個性和美國特色。美國媒體《紐約客》形容她的創作是“在古典框架下將簡約主義的形式和搖滾的動力性相融合的產物”。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沃爾費表示并不知道自己能夠斬獲這個大獎。但她一直在用平常、虔誠的心態看待自己創作的每一部作品。“我做我應該做的事情。尤其是作為藝術家,你必須適應這種競爭的狀態,來尋找自己表達的路徑。創作就是這樣,你將作品送到演出單位,然后就是等待是否首演的裁決。很多時候,我們都得不到相關的電話或者電子郵件的回應。作品能夠首演或者獲獎,是最令人激動和興奮的事情了。我喜歡挑戰自己,用音樂來表達自己期待尋找的東西。我感到無比幸運的是,我周圍有那么多優秀的音樂家,我們能夠用音樂來表達自己。這部作品講述的是我成長地區的故事。”
從題材上而言,《無煙煤田》是一部非常接地氣的作品。“《無煙煤田》是應費城門德爾松俱樂部的委約創作的作品。我出生在距離費城市區北部約一個鐘頭路程的小鎮。當俱樂部的藝術總監阿蘭·哈勒爾問我是否可以寫一個作品時,我就想到了伴隨我童年和成長之路的這條路:向右拐通往費城市區,向左拐通往煤城。人們很少走左拐的這條路。我想與其寫一部有關費城城市生活的作品,還不如寫一部描寫煤城人生活的作品。完成這部作品我獲得了來自門德爾松俱樂部很多劇院藝術家的大力支持和引導,劇院藝術家勞瑞·麥堪茨為我提供了很多有關煤城生活方面的書籍。她甚至帶領我到一個小型博物館,這里有很多煤礦工人的工具、器械等。我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時間來了解煤礦工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采訪他們以及他們的孩子、下到礦井等。對他們生活各個方面的了解,讓我有了這個非常強烈的主題。《無煙煤田》是一個有關無煙煤產業和這個產業工人生活的故事。這個作品不是運用直白的敘述方式,而是試圖通過不同的角度來反映這個主題。我試圖忠實地展現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狀態,他們隨時都處在危險之中,但是這個產業卻在支撐著這個國家。”
在音樂的結構上,《無煙煤田》是一個五個樂章的合唱作品。第一樂章名為“地基”,作曲家試圖在這個樂章來表達深邃、低沉的聲音世界,以此來反映煤礦工人工作的空間和狀態。第二樂章名為“碎石者”,用搖滾形式來表達煤礦青年男子的能量狀態。第三樂章采用了約翰李維斯的講演。第四樂章的“花”和第五樂章的“電器具”都是用來表達煤礦工人精神、工作和生活狀態的描寫。朱莉婭·沃爾費自己撰寫了合唱的唱詞,試圖以形象化和象征性的語匯,來表達當今美國煤礦工人的生活狀態,以此喚起公眾對這個行業的工人生存狀態的關注。
女性登頂塔尖
象征美國新聞最高榮譽的普利策獎,自1943年開始設立音樂獎。美國作曲家威廉·舒曼憑借他的世俗康塔塔《一首自由之歌》成為當年第一位獲得普利策音樂獎的作曲家。此后,歷屆獲得該獎的人士,均為美國作曲界頗有影響力的人物。美國作曲家科普蘭、查爾斯·艾夫斯、喬治·格什溫、約翰·亞當斯等都曾問鼎普利策音樂獎。
獲得普利策音樂獎,對于一個職業作曲家而言,是一件非常崇高的榮譽。2010年以來,一批頗有成就的年輕作曲家紛紛在普利策“榜單”上留名:如2010年獲獎的柯蒂斯音樂學院作曲系教師、美國女作曲家詹妮弗·海格東,因創作歌劇《白蛇傳》而獲得2011年普利策獎的旅美作曲家周龍以及2012年以“一戰”題材為背景的歌劇處女作《寂靜之夜》斬獲普利策音樂大獎的70后作曲家凱文·普茨。2013年30歲的女作曲家卡洛琳·肖以題為《帕蒂塔》的八聲部作品榮摘普利策獎。2014年問鼎普利策的是約翰路德·亞當斯,他試圖以樂隊作品《成為海洋》喚醒人們對冰山融化和海平面升高的關注。這些獲獎者的創作要么關注當下,要么在創作手法上勇于創新。
1943年的普利策音樂獎,來源于遵照當年普利策的遺囑而設立的每年一度的獎學金,隨后才逐漸完善成為大獎制度。普利策對于音樂獎的定義是:“為杰出的音樂創作而設立,該創作必須是當年首演的作品。”2004年,鑒于新作品首演操作的難度,評獎組委會將標準調整“為杰出的音樂創作而設立,該創作必須是當年首演或錄音的作品”。
歷經了70年的發展,評論界對于普利策音樂獎一成不變的評委班子頗為質疑。2001年,樂評家克雷·甘就認為:“7位評委中全部為男性,而且這個班子始終不變的成員組合本身就說明該獎‘歐洲中心論’的狹隘性和性別的局限性。這也從根本上與普利策客觀、真實的精神相違背。”2003年普利策音樂獎得主,美國作曲家約翰·亞當斯也認為:為創作成就進行“劃界”的單一標準,會導致作曲家為了迎合“學院派”的口味,而忽視了鼓勵多樣化音樂創作和思想的危險。
盡管,許多評論家質疑學院中心論的評判標準違背普利策的新聞客觀和民主精神,但實際上從歷屆獲獎的作曲家職業背景來看,“學院派”的評判標準仍然是當前普利策評判的主要坐標。歷屆獲獎的作曲家作品,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多樣的當代音樂創作手法與傳統的經典手法有機結合。
從近幾年女性作曲家的創作頻繁問鼎普利策也可以看出,這個一向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創作領域,其重心已經開始偏移,越來越多的女性在創作領域越發凸顯她們的才華和優勢。
鏈接:華裔作曲家、中央音樂學院原附中校友梁雷入選普利策音樂獎最終提名的作品——中音薩克斯風與管弦樂隊的《瀟湘》,講述的是湖南瀟、湘兩江交匯的地方發生的一個悲劇。梁雷在作品中用電聲模仿了哭嚎的回音,普利策理事會解釋這部作品表達了“將悲痛不幸與興奮交織在一起的離奇復雜的情感”。
《瀟湘》曾于曼谷世界薩克斯管第十五屆大會上演由林建寬與泰國愛樂樂團合作演出,又于2014年3月在美國波士頓由波士頓現代項目樂隊首演修訂的協奏曲版。
“作品的獨奏部分并未采用更多的炫技,卻刻劃了抗議者在無法用語言清晰地表達自己時無力的狀況。”梁雷說,“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作品倒可能更像是一部‘反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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