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77級是一個傳奇。從這里走出了許多活躍在國內外音樂藝術舞臺的作曲家，譚盾、瞿小松、郭文景、葉小綱、陳其鋼、陳怡……每個名字都是音樂界耀眼的明星。在他們中間，瞿小松又是非常獨特、另類的一個。他是作曲家，卻總在談老莊、佛陀、耶穌……他任教于音樂學院，開的課卻都是《音聲之道》、《道德經》、《金剛經》……問他什么時候對生命、自然、智慧這樣的問題感興趣，他笑答：“上輩子吧。”

　　順其自然的感覺好極了

　　出生在貴陽的瞿小松，小時候最喜歡的事情是跑到山上去，躺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一個人靜靜地望著天空，很舒服很自由。“那時沒有霧霾，空氣很好，”瞿小松笑道，“藍天白云，感覺自己隨著云朵在那飄。”大了以后，他又很喜歡干凈的感覺。寫樂譜，有時候寫完的譜子會重新再寫一遍，不是因為寫錯了，而是覺得不好看。“我夫人說‘你有很多時間用在這個上頭。’”

　　瞿小松總說自己胸無大志，“順著感覺走，順其自然的感覺好極了。”沒有抱負就沒有包袱，一直到20歲瞿小松都在“瞎玩”。十幾歲時，上山下鄉當知青。在黔東南苗族山區插隊務農，除了要技術的犁田以外，什么農活都要做。“我沒有覺得被文革耽擱了，反而覺得很自由，”瞿小松喜歡山，也喜歡山寨子里的人，“他們直率、誠懇，而且非常敏感，如果你對他好，他馬上就感覺到，而且會成為永遠的朋友。”直到現在瞿小松仍然最喜歡和這樣的人交往。

　　一個偶然的機會，瞿小松在朋友家聽到了交響樂，“哇，那感覺太好了!”從沒有接觸過西方音樂的他，開啟了音樂的世界，埋在心底的音樂種子突然發了芽。20歲的他開始學習小提琴。小提琴需要童子功，瞿小松沒有從小練習，不過除了手指不太靈活，其他方面全然難不倒他，“學五線譜當天教，我當天就會了，沒有遇到一點困難。”20歲起步，對演奏來講為時過晚，但對于音樂創作來說永遠都不晚。之后的音樂道路上，雖然寫大部頭作品時需要很多心力、精力、能量，但瞿小松始終沒有遇到特別的困難。1972年，瞿小松憑借超常的樂感考入貴陽市京劇團管弦樂隊。京劇現代戲需要樂隊，排練、認譜、合奏對他來說是很好的鍛煉。

　　文革結束，瞿小松與兩個小伙伴一起報考中央音樂學院。兩個小伙伴的錄取通知書下來，瞿小松卻遲遲得不到消息。但瞿小松自信絕對能夠考取，他直接飛往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給他的答復是，錄取了，只是通知書輾轉得不知所蹤。

　　高人指點終生受用

　　“有些高人的點撥，一輩子受用。”瞿小松對教導過他的恩師充滿感激之情，“我特別幸運，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時遇到了杜鳴心。”三年級的時候，來自大山的瞿小松發現，自己與所學的西方音樂之間一直有距離感。“西方音樂語言不是我能用的感覺，那種在山里跟農民相處的感覺。”后來瞿小松開始尋找適合的語言，尋找自己的表達，做的事情開始與學院教學體系、風格相背離，與老師的作曲風格、趣味也已經不一樣了。“但我能清晰地感覺杜老師很高興這個不一樣。最佩服的是，我跟他的方法不一樣，但他給我的指點正好我最需要的。”

　　有一次，瞿小松拿著自己的作品來找杜鳴心，杜老師拿起譜子便彈。“然后跟我說‘你這個地方是不是少幾小節’，意思是不夠充分，‘這是不是多了幾個小節’，意思是你啰嗦了。”在多與少之間，瞿小松明白了時間結構的分寸。

　　作曲家高為杰也是瞿小松特別感激的老師之一。還在貴陽京劇團的時候，瞿小松隨團到成都拍電影。聽說四川音樂學院有位高人——高為杰，作曲很棒，便“拿著譜子直接敲他的門去了，那時我(作曲)有幾個和聲特別愛用、老用，自己很得意。”聽高為杰用鋼琴演奏譜子，瞿小松坐在一旁，心里暗自等著表揚。沒想到，演奏完高為杰轉過身來說，“小松啊，和聲就像平時都吃素偶爾吃個葷。如果總亂吃就要拉肚子。”一盆冷水澆過來，讓瞿小松恍然大悟，從此知道了材料的分寸。

　　老師的這種點撥方法特別適合瞿小松，不講大道理、不講很深的邏輯，很簡單、很直接，學生悟到就得到了。

　　熱愛創作的自由

　　瞿小松常說，“西方音樂很好，但不是我的語言，中國音樂有自己的魅力”。1988年，美國一個基金會負責人飛到北京約見瞿小松，告訴他，“你是我們最想邀請的那類人。”隨后瞿小松來到了大洋彼岸。應哥倫比亞大學美中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請，瞿小松由亞洲文化基金會出資贊助，在美國從事音樂創作。一年后項目結束，瞿小松作為自由職業作曲家，留在了美國，一待就是十年。

　　“在西方從事音樂創作不是以票房為標準，而是以獨創性為標準。比如樂隊、音樂節請你寫作品看重的是才華、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不是考慮市場。”瞿小松在美國期間，接受的大部分委約來自歐洲。在西方創作，瞿小松最享受的是自由。“西方委約制度對作品沒有內容要求，惟一會告訴我需要多長時間的作品、提供的樂隊規模以及什么時候首演，并且說明首演之前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公布。”委約方會完全接受作品，對作曲家充分信任。

　　忙碌的宅男

　　2000年，回到國內的瞿小松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校方對他沒有任何要求，開什么課都可以。直到2010年離開，十年間，瞿小松的《音聲之道》十六講慢慢形成，而“眼界要開，并非西方音樂就是惟一”的音樂理念，對上海的年輕作曲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瞿小松在上海創辦了瞿小松樂坊，鼓勵中國作曲家給中國樂器寫作品。瞿小松不提“民族音樂”四個字。第一，因為他認為“民樂”是個糊涂概念，各國都有民族音樂，民樂是總的稱謂;第二，顯示出不自信，似乎在說西方音樂是正統，沒有底氣。瞿小松音樂坊以作品本身作為選擇依據，而不是作曲家的名氣。曾有人說，如果上海還有點有意思的東西，就是瞿小松音樂坊。但是，由于缺少資金的支持，做得很累，漸漸就停止了。

　　2011年，瞿小松來到北京后，在中國音樂學院的傳統音樂節上恢復了瞿小松樂坊，每年做一臺演出，到今年已經是第四年了。與以往不同的是，現在的瞿小松樂坊不做作曲家的東西，而關注原生態、戲曲的精品。從上海音樂學院輾轉到中國音樂學院的瞿小松與謝嘉幸教授合開了《音樂縱橫三人談》，此外還有研究生課程《音聲之道》、《道德經》、《金剛經》等，以后他還計劃講講陶淵明、蘇軾、莊子。

　　瞿小松很少參加應酬，“有人覺得我隱居，我沒隱，只是確實沒有時間活動。”1993年，瞿小松創作首部歌劇《俄狄浦斯》于瑞典國家歌劇院上演，并因這部歌劇認識了現在的夫人。2011年與家人移居瑞典的他很喜歡這個國家，“跟美國比起來，瑞典人更單純、友善，文化教養程度很高，尊重對方。”他住在美麗的斯德哥爾摩。不論寫書還是作曲都是在瑞典完成，有時寫累了，瞿小松走進附近的森林、走到湖邊，沐浴在純凈的空氣中，很快就能找到靈感。現在的瞿小松，每年大半時間在瑞典，生活、寫作、帶孩子，成了最忙碌的宅男。 (音樂周報 盧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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