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周報》4月22日A3版發表了王群衛的文章《韋志榕的“高大上”與現實的尷尬空白》(以下簡稱王文)， 讀罷此文獲益匪淺，但又覺得文中的某些觀點尚待商榷。

　　王文引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總編輯韋志榕的話說：“教科書與一般出版物最大的不同是，基礎教育教材必須體現國家意志，這是不可動搖的，2014年教育部多次組織專項調查，關注語文、歷史、政治及其他學科教材中意識形態的體現，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傳統、國家主權意識、國家安全意識、海洋意識、法治教育等內容給予了高度關注。這是基礎教育教材的育人特性所決定的。”文章接著寫道：“對比一下我們的器樂統編教材，正處于一種多么尷尬的局面：上述諸多要求好像都可以去做，但好像每項要求我們都沒有做。”

　　筆者以為，王文中提到的出版社總編輯的話，僅是轉述教育部關注教材編寫中的政治標準，而并非全面、系統的指導思想，而且主要針對的是語文、數學等非藝術學科的教材編寫。而器樂教學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上述精神雖可供參考，但很難照搬執行，如果一味地強調意識形態、國家意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政治標準，不強調藝術性、技巧性等對于器樂教學來說至關重要的諸要素，很難設想從事該專業教學或教材編寫的人員該如何適從。

　　我國的器樂教學，相對于語文、數學等其他學科而言，原來的基礎比較薄弱，尤其是鋼琴、小提琴等西洋樂器的教學，長期以來束縛手腳的桎梏甚多，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音樂界，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等方式，與國外同行進行了廣泛地交流，并引進了大量樂譜、教材、音視品資料等，這令廣大器樂演奏、教學、創作人員，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改變了以往閉目塞聽的尷尬局面，也激發了工作熱情。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專才教育的教材建設，面貌都徹底改觀。如今走進音樂書店或圖書館，便不難發現，無論是專業、業余、老人、兒童，學琴所需的教材，俯拾即是、琳瑯滿目，當然這其中也包括考級教材。關于這些出版物，盡管有良莠不齊之嫌，但它們畢竟為器樂教學提供了可充分選擇的余地。

　　對于專業器樂教師而言，面對林林總總的教材、曲集，不管它出自權威部門還是無名之輩，大都不會緊盯一本，照本宣科、言聽計從，而多半會根據需要，從不同的書本中選擇其中的適用部分用于教學。這是因為：器樂教學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像語文、數學那樣讓所有的學生都按照既定的教材，一冊一冊地學下去。即便同時開始學琴的孩子，少則三兩個月，多則一年半載，便可顯現出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僅指水平、程度，還有樂感、氣質等，這些往往正是考察琴童發展前景的重要征兆。所以，器樂教學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專才教育階段，因材施教是至關重要的，不僅教學進度要適時地拉開距離，教學內容也需隨時調整。經驗證明：面對不同類型的學琴者，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本教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中國沒有，外國也沒有，即使真的搞出所謂“統編教材”，相信也不會例外。

　　王文中指出：“多年來考級教材對廣大教師和家長的指揮棒意義是最充分釋放的：只要一年到頭把那三、四首曲子死啃下來了，就意味著你學習的成績合格了。”王先生的板子實在是打錯了地方，這個問題的出現，錯不在考級教材，而在有關教師及考級承辦機構。

　　現在的樂器考級，主要由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民族管弦樂學會等多家分別統領，上述每家都出版有自己專用的考級教材。現以中國音協的《全國二胡演奏考級作品集》為例，已先后出版了五套，除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第一套是兩本以外，其余諸套都分別有厚厚的四大本，其中每一本中的每一級練習曲和獨奏曲加起來，少者十數首，多者數十首，為其他樂種編輯出版的考級作品集，情況也大抵如此。由此可以看出，考級作品集的編輯出版，除了用以考察、衡量應考者所達到的級別外，主要是為社會提供盡可能豐富的教學材料，而沒有任何縱容投機取巧、應付考試、騙取證書的意思。

　　如果認真了解一下當今器樂教學的實際狀況，相信會不難發現，大凡接受過相關學科的正規教育，品行端正、有責任心的教師，在教學中都會遵照因材施教、循序漸進的基本原則，針對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選教足夠數量的曲目，以盡量保證教學效果。

　　至于王文中所說的為了考級死啃三、四首曲子的現象，的確存在，有些地方甚至還比較嚴重。但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考級教材的“誤導性指揮棒”效應，更不是因為缺乏“統編教材”，而是部分器樂教學人員及考級承辦單位行為不端、一切向錢看、不嚴格執行有關規定導致的后果，當然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到社會大環境帶來的影響。

　　也許王先生以為只要有了器樂教學的“統編教材”，便可規范器樂教學、準確衡量學生水平、杜絕那種為了考級只啃三、四首曲子的現象。其實不然，因為“統編教材”只能圈定一定數量的教學曲目，而不可能在考級現場把教材中所有的曲目都考一遍。即使臨時抽查，恐仍難避免連國家級大考都未能杜絕的押題、猜題甚至偷題、漏題等現象。所以，筆者認為所謂“統編教材”，并非靈丹妙藥，更無助于杜絕樂器考級中的種種弊端。(音樂周報 孫元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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