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雜劇：“馬關鄭白”四大家哀婉悲歌《竇娥冤》

　　除目前可見的靜默于北京北土城附近的元大都遺址公園之外，元朝留下的黃金之城元大都遺存少之又少。幸運的是，“大元乾元”的沒落終究還是留下了堪與元大都媲美的文化遺產，那就是元雜劇，或者籠統地稱之為元曲。

　　元曲盛行于元代。在大都這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中心，戲曲的發展達到了鼎盛。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直接影響下，元雜劇融合了各種表演藝術形式，并在唐宋以來話本、詞曲、講唱文學的基礎上創造了成熟的文學劇本。

　　現在對流傳下來的元雜劇作品的統計說法各異。通常認為，至今，已發現并保存的、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作品有500種，元代無名氏作品有50種;元明之際無名氏作品187種，合計737種。其中名聲最響亮的則是號稱元曲四大家的“馬關鄭白”，即馬致遠、關漢卿、鄭光祖和白樸。

　　在今天的京西門頭溝區王平鎮的韭園村西落坡小山村內，有一元代古宅，村民們世代相傳說這里就是馬致遠故居。

　　盡管對馬致遠的生平說法不一，但北京人還是很自豪地認定他是大都人。今人所知馬致遠一生做雜劇15種，講昭君出塞故事的雜劇《漢宮秋》是其代表作;散曲120多首，有輯本《東籬樂府》。馬致遠有“曲狀元”之稱，元末明初賈仲明贊他說，“萬花叢中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姓名香貫滿梨園”。可見其地位。

　　元曲四大家中還有一位與北京淵源頗深，他是四人中在世界范圍內造成深遠藝術影響的佼佼者，是中國戲劇發展史上的明星“編劇”，即元朝偉大的戲曲家關漢卿，后世稱其為“曲圣”。據文獻記載，關漢卿編有雜劇67部，現存18部。個別作品是否出自關漢卿手筆，學術界尚有分歧。其中《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魯齋郎》、《單刀會》、《調風月》等，是他的代表作。這些劇作流傳至今，仍在以不同的樣式上演，外國人稱他為“東方的莎士比亞”。

　　就像提到莎士比亞的名字便會想到《哈姆雷特》，提到關漢卿則不能不說他一生最杰出的作品《竇娥冤》。年幼家貧的竇娥被轉賣又被冤屈處死，其冤情感天動地使六月飛雪，關漢卿將這個悲情故事寫得曲折婉轉又充滿憤懣深刻。竇娥幻想破滅時的憤怒呼喊在今天看來仍為戲劇史上的絕句：“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元雜劇大多充溢著郁悶、憤懣的情緒，這是在異族統治下的元代作家目睹種種社會現象后的自然流露。但關漢卿在《竇娥冤》中表達的是對當時整個社會的否定與詛咒般的詰難，極具震撼力。

　　拜元代的這些偉大的“戲劇工作者”所賜，元雜劇使中國戲劇藝術走向成熟。元雜劇確立了此后綿延百余年的中國戲劇四折一楔子的結構形式，其“一人主唱”與說白相連、“曲白相生”的表演為后世各個劇種所廣泛借鑒;而其劇本對舞臺性的注重，角色分工的精細和類型化，以及作家流逸的情思與本質性的真實生活相結合等鮮明的個性特征，對后人的戲劇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傳奇：昆曲雛聲《浣紗記》后世經典《牡丹亭》

　　隨著元順帝離開大都再度回到他祖先征戰的起點蒙古草原，北京又開始了一個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漢人治下的王朝。

　　分辨明朝的戲曲發展，可以分為兩段，一段是從洪武建國到正德、嘉靖以前，這一時期雜劇從鼎盛走向衰落;嘉靖以后為一個階段，此時傳奇戲空前發展。

　　明初的雜劇繼承了元代雜劇的基本形式而且同元代雜劇一樣立足“草根”，伴隨著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重新成為民間文化生活中的一項主要內容。但是，大約到永樂中期，雜劇的演出引起了朝廷的重視。永樂九年(1411年)明王朝在北京正式公布了關于雜劇的禁令。這項規定可謂“嚴苛”，例如凡樂人扮作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節烈、先圣、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與同罪。由于如此限制，明初的雜劇幾乎只能是以正統的忠孝節義的教化戲、正統的歷史戲以及空洞無物的神仙戲為主，淪為統治者教化民眾的工具，不再受到人們的喜愛，其沒落實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