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滟洲

　　內容摘要：本文是筆者于2001年11月在北京參加“紀念黎錦暉誕辰110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數十年來，學界對黎錦暉的 創作褒貶不一。然而，吧個人與歷史的發展結合起來看，黎錦暉雖然不是思想家，但他的創作實踐明白無誤地昭示出他(用感性的美的藝術)“改造國民性”的理想，并將這一理想付諸于一種“自覺的審美文化建設”。今天看來，這一點仍不失其意義。因為，審美文化是當代社會生活日益表面化、感性化和當下化的總體情態;其次，在當代文化的自我喪失的普遍性沉淪語境中，審美的感性形式成為個體存在的確證。早在70余年前，以黎錦暉為代表的都市音樂創作所獲得的大的發展，打破了專業人員不參加通俗音樂創作的局限眼光，還以其積極的探索形成了我國通俗音樂創作的第一次高峰。

　　關 鍵 詞：黎錦暉，改造國民性，自覺的審美文化建設

　　好像黎錦暉(1891—1967)給人的印象只是一位寫過幾首黃色歌曲的近代音樂家。十數年來，關涉黎錦暉的音樂創作和音樂活動的研究，要么是停留在黎錦暉為什么寫“黃色音樂”?要么是對黎錦暉其人其作的責難這樣的視點上，脫不開政治批評和社會批評的套路，這些聲音，仿佛是“樂與政通”、“樂如其人”的古老樂評的現代回響。譬如對黎氏的創作尤其是其“家庭愛情歌曲”的美學思想或注意“音樂所服務的對象”影響下其作品蘊義等的研究，我們何不深入一些?多拓開一些研究思路，多一點現代理解，那樣對黎氏的評論或許是別有一番景象了。

　　研究這方面的情況，有幾個問題需要我們去面對。

　　首先，世紀潮流的影響之下，音樂家的“表演”形式及其潛在的思想背景究竟是如何實現“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或者換句話說，我們所關注人物文化內核中最為敏銳、活躍的甚至說到現在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思想閃光點是什么?這是涉及音樂創作層面上的問題。

　　另外，通俗音樂是不是美的?這是多少年來多少代總在討論的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如果通俗音樂是美的話，它究竟有多少美學意義;如果不是的話，人們又該如何解釋其在現實生活中為何會擁有如此大的文化權力?

　　實際上，在發問之時，我們都不會忘記將“音樂所服務的對象”同這一系列的問題結合起來。

　　近代中國歷史的屈辱給動蕩時代的知識分子提供了特定的活動舞臺。特別是梁啟超提出的“新民說”，可謂開啟了世紀啟蒙思想的先河。尤其是后來一批思想家如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釀造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將以“改造國民性”為宗旨的文化啟蒙主義標舉到時代的浪尖上。這一時期的音樂界，在如何吸收西方音樂與發展本國音樂的問題上，亦存在著較大的爭議。篳路藍縷之中，黎錦暉滿懷“民主”與“科學”的觀念，孤獨地走著自己的音樂創作與批評實踐之路，以其強烈的現實關懷、時代精神(The Spirit of Age)回應了社會的主潮：“改造國民性”。

　　原本，“改造國民性”是那些先哲們在政治上求改良、取革命的理想，一腔濟世報國的情懷。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身懷這一理想的先驅們，不管在理想與現實兩個環節之間有過何種程度的艱難徘徊，但改造的思想一直延續著。哪怕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沒有什么能比這更有感召力了，在艱難的時代里，他們不約而同、堅持不懈地找著通向現代之路。這是一種自覺的理性啟蒙思想，也是一種文化承諾。黎錦暉不是思想家，但是他的音樂創作作為一種思想資源滲透強烈的生命體驗與感悟，他的創作即他的承諾。他的出生也應該算在“士”之屬，其親眷“黎氏八兄弟”在中國近代文化教育、文學藝術、歷史、科學領域都有相當的影響，相同的傳統情結凝聚成他們關心國事的政治情懷，對于接受外來文化資源的活躍性，也同樣有一種道義責任的浪漫：“不懂一點社會科學的‘老粗’也明白‘肚里饑，身上冷凄凄，男中音高唱愛群愛國，一旁配著妻哭兒啼，憑你的音樂怎樣雄壯，到末了一樣餓扁歸西’。所以用極淺近的常識來斷定，所謂‘音樂與國家民族之關系’，國富民強，音樂自然雄壯而快暢，若是國弱民貧，憑你請上六雙莫扎特，一打貝多芬，苦于寫不出‘治餓驅寒’的曲子，也是枉然。”[1]血濃于水，澎湃著的中華血統令智者先驅們擔負起“士不可不謂任重而道遠”的文化承諾;同時，由于個體的性情與興趣的原因，還讓個體顯示出不同層次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