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演出界有個不成文的約定：但凡指揮大師出場或世界名團演繹的音樂會，最高票價一般不低于1680元，6年前柏林愛樂樂團首次訪滬音樂會，最高票價更是摸高至4000元。名團、大師的演出常與高票價畫上等號。

　　如按照這“約定”，被倫敦《泰晤士報》評為“當今世界上少數幾位碩果僅存的傳奇音樂家之一”的巴倫博伊姆訪滬演出，票價一定不菲。然而，巴倫博伊姆最近在上海的兩場音樂會，竟都創出低票價紀錄。在文化廣場舉行的一場音樂會，最高票價為580元;在東藝舉行的一場音樂會，除回報贊助商的VIP票外，市售最高票僅為380元。這場音樂會成本與今年3月舉辦的德累斯頓國家交響樂團音樂會成本相仿。那么，巴倫博伊姆執棒的音樂會票價為何能賣得這么低?東藝總經理林宏鳴說，主辦方拉到了贊助，票價才能成功降下，而拉贊助是要碰運氣的。

　　巨額演出成本，靠票房捉襟見肘

　　在所有交響音樂會中，素有“世界第一交響樂團”之稱的柏林愛樂的音樂會算得上是“皇冠上的明珠”，出場費也是各大樂團中最高的。今年11月，柏林愛樂將再度來訪，最高票價是2880元。這背后，是上海大劇院長達3年與樂團之間“軟磨硬泡”的談判，以努力砍低演出費。然而，更關鍵的是，大劇院拉到了一家金融機構150萬元的贊助。上海大劇院副總經理徐寅透露，這場音樂會票如果全部賣完，大劇院能收回300多萬元票房，但根本無法打平成本。倘若拉不到贊助，大劇院要想收回演出成本，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票價。

　　一場國際名團的音樂會，成本由演出費、國際旅費、住宿費、場租和宣傳費等構成。柏林愛樂、維也納愛樂、以色列愛樂在滬的演出報價，每場分別為330萬元、200萬元和100萬元;110人的國際旅費，大多在100萬元左右;五星級酒店3天的住宿費，需要20多萬元。這樣巨額的演出成本，光靠票房，捉襟見肘。林宏鳴透露，德累斯頓國家交響樂團首次來滬時，最高票價賣到了2200元，然而，即便所有票子都賣完，也無法回收200多萬元的演出成本。票價太高，嚇退觀眾;票價太低，收不回成本。演出運營商，常常徘徊其間，左右為難。

　　離開贊助，能有多少演出盈利

　　今年3月，指揮大師祖賓·梅塔執棒佛羅倫薩五月音樂節管弦樂團，在上海大劇院上演了一場精彩的音樂會。音樂會大獲成功，大師對上海之行也頗為滿意，然而，這竟是一次“虧本買賣”：雖然最高票價也賣到了1680元，但60多萬元的票房收入，根本無法抵卻140多萬元的成本。如果非要靠演出收入抵消成本，在沒有贊助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只能伸手向市場要錢——提高票價。

　　這是個兩難選題。對此，上海大劇院院長張哲很困惑：離開贊助，有多少演出能獲利?從2002年至2009年，上海大劇院引進了8部音樂劇，演出400多場。張哲發現，這些音樂劇演出的票房總收入高達2.2億元，然而，扣除高昂的演出成本，全部的盈利僅為1000余萬元，如果再扣除2500多萬元的贊助，僅靠票房收入也難以獲利。

　　讓企業贊助文藝演出，實在不易

　　既然贊助能降低票價，何不多動員一些企業支持文藝演出?劇院的管理者們坦言，要說服企業贊助文藝演出，實在不容易。音樂劇《劇院魅影》在上海大劇院上演時，一家化妝品企業愿意提供400多萬元贊助，然而，隨之奉上的是長達數頁的“媒體回報”條款：凡是《劇院魅影》要刊登廣告，必須搭載該化妝品的形象，甚至對電視廣告播幾次、報紙整版廣告刊登幾次，都有明文規定，條件十分苛刻。

　　為改變企業贊助演出是“變相廣告”的觀念，徐寅每次都要苦口婆心地向企業宣傳：劇場不是大眾傳媒，無法給予太多宣傳回報。在苦勸無用時，徐寅只能企盼這家企業的老總是個熱衷文化的“粉絲”，他一點頭，條件就能放寬。倘若不是，那只能將有限的贊助費用分出一部分投放廣告到大眾媒體。如此一來，原本用來降低票價的贊助，便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缺乏贊助來源，劇院只能伸手向市場要錢、向票房要錢，如此一來，演出票價就會居高不下。但是，演出票價一高，觀眾就會被嚇跑。由此，演出市場陷入了惡性循環。這個怪圈，令劇院的經營者們很是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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