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友梅如何拉動中國早期的音樂教育理論

　　音樂教育是一面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狀況的鏡子，最能反映出這個時代獨特的社會風氣。

　　中國的音樂教育作為傳承演奏技藝的一種方式，擔負著政治教化、社會倫理教化、人格教化等重要作用，是中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總之，音樂教育能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狀況，感受這個時代獨特的社會風氣。

　　在20世紀初，由于西方音樂和中國音樂的碰撞，隨著西方科學知識的涌入和新式學堂的建立，拉開了我國近代的音樂教育帷幕。談到20世紀初對我國的音樂教育思想、音樂教育實踐活動的貢獻者上，我們不得不提起中國早期音樂教育的開拓者和奠基者——蕭友梅先生（1884—1940）。

　　蕭友梅在國外留學期間，西方音樂文化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國外音樂教育機構和制度的設立特別關注，回國后以西方單科高等音樂學校為摹本，與蔡元培共同創辦了中國第一所高等音樂學府：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

　　蕭友梅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音樂教育之路進行了全新的探索，縮短了中國同音樂文化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上海國立音樂學院的出現填補了中國專業音樂教育的空缺，也為其后出現的類似音樂教育機構樹立了典范。

　　蕭友梅在音樂理論方面進行大量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對西方音樂和西方音樂教育（《歐洲音樂專門教育機關概略》《近代西洋音樂史綱》等）、中國古代音樂和音樂教育（《什么事樂學？中國音樂教育不發達的原因》《樂理教科書》等）、中西音樂比較和中國近現代新音樂文化的建設（《十年來中國音樂研究》《中西音樂的比較研究》等）作了研究和論證。

　　蕭友梅的這些文章帶有明顯的音樂啟蒙性，體現出他想通過這些音樂教育的理論提高全民音樂素質的愿望，在中國近代早期音樂理論界居于領先位置且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學習西樂、改良舊樂、創造新樂”是蕭友梅的“新樂”思想，他將這一思想作為國立音專的辦學方向和目標，以及對各科學生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要求上。“以西為師”，向西方學習“方法”和“形式”，在音樂風格上堅持中國的特色，做到突破"中西"體用之爭、融合"激進"與"保守"主義。

　　但中國早期音樂教育理論的發展，實際上并不是以蕭友梅的一己之力拉動的。除蕭友梅探索的這一全新的音樂教育方法外，王國維的音樂思想、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等都對我國當代音樂的民族化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作用。在中國早期的音樂理論文化有一個特殊的現象：音樂理論著作主要以編譯日本和西方的基礎樂理，或者從日文轉譯西方的理論著作為主，且往往是譯、著不分的。

　　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是我國第一部以宋元戲曲作為研究對象，系統地論述了中國戲劇的起源與形成，中國戲劇的藝術特征等一系列戲曲史研究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的戲曲史論著作。

　　此作不僅在理論觀念上有新的發展，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以科學的觀念方法研究我國戲曲史的開山之作，對近代中國音樂史學和其他學科的產生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高壽田編著的《和聲學》一書是我國最早刊印、由教育部正式審定的一部和聲學教材。在傳播西方和聲學基礎理論方面有開拓性的意義。

　　徐傳霖、孫掞合譯的《中學樂典教科書》是中國最早出版的適用于師范、中學、高校等女校的樂理教科書。

　　除了音樂理論著作外，我國近代最早的音樂刊物也在這個時間段問世——李叔同編印出版的《音樂小雜志》。該雜志刊有作者親繪的木炭畫《樂圣比獨芬像》，是國內最早發表的貝多芬畫像，在社會傳播上有著重要的作用。

　　這些音樂刊物和音樂理論著作的出現都對近代傳播西方音樂理論起到了重要的啟蒙性作用，為中國的音樂教育發展做了充分的準備。

　　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背后，是蕭友梅在內的眾多音樂教育家對中國傳統音樂教育思想的重新建構。我們不可否認的是，20世紀初的這些音樂教育理論對當時的音樂教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將中國音樂教育的發展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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