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百科：音樂家的“朋友圈”里藏著哪些秘密

舒曼與舒伯特、李斯特與肖邦等音樂家之間的交往是眾所周知的佳話，然而真正的歷史中卻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

進一步了解音樂大師們的交往、相互之間的喜惡褒貶，我們對音樂史的概念便可以立體化，聽起名作來，可以有更豐富的聯想。

舒曼與舒伯特是知音卻不相識

對于舒伯特的音樂，舒曼是一個不倦的鼓吹者。正是多虧了他，人們才發現了舒伯特。要不是他1837年親自到舒伯特兄弟家去訪求，在那兒發掘出成堆的遺稿，恐怕有些杰作就要從此迷失了。

然而即使是知音如舒曼，他也只是傾心于舒伯特的歌曲，對此外的器樂作品則不甚措意。甚至如舒伯特最后三部奏鳴曲那樣輝煌之作，他也沒當回事。當然，后來他為《C大調交響曲》的推廣出了力，功不可沒。

離奇的是，這三部奏鳴曲竟是“奉獻”給他的！老前輩的舒伯特怎么會去題贈給一個剛進大學年方十八的學生舒曼呢？原來，鋼琴家洪梅爾才是那被題獻者。舒伯特死后十年，這三部作品才有可能出版，其時洪梅爾已不在人世，出版家并未取得已長眠地下的作者同意，竟把它改題了舒曼的名字！

這個做法，舒伯特在地下估計也不見得會反對。因為當舒伯特的死訊傳到舒曼耳中時，有人聽到，這個大學生嗚咽之聲徹夜不絕。

后來舒曼自云，青年時期他最熱衷的便是舒伯特的音樂，對貝多芬也是一樣，對巴赫的愛好便差一些了。

舒曼當年還鼓起勇氣寫了一封給舒伯特的信。然而又終于并未付郵。否則這兩位歌曲大師可能早就結識了也未可知。

肖邦落落寡合李斯特交游廣闊

不大和同行交往的音樂家也有，這便是肖邦。

1828年，也即舒伯特去世那年，肖邦游學柏林，見到門德爾松，卻又怯于攀交。肖邦對柏遼茲的音樂更難容忍。他曾告訴別人：“寫得出那種音樂的人，同他絕交也沒錯！”

肖邦既然對鋼琴藝術愛之如性命，照理應該同李斯特有共同語言，可是兩人之間的關系從一度的親熱降到了 “相敬如賓”。其實，幾乎沒有哪一個同時代人是肖邦佩服的。前一代的，他崇拜莫扎特。再古些的，是巴赫。至于貝多芬，他自認“理解不了”。

同肖邦相反，李斯特交游之廣，像是19世紀音樂活動中的“甘草”。肖邦同他的關系由親密而冷淡，據云是因為肖邦看不慣他同一班貴胄們要好。

在1840年繪成的一幅油畫上，可以看到李斯特在沙龍里彈奏。圍著他傾聽，或坐或倚的有羅西尼、帕格尼尼等人。從李斯特改編的大量作品中，也不難聯想到他和同時代人的關系。

柏遼茲是李斯特提倡標題音樂的同道。《幻想交響曲》初演于1830年時，在場的便有李斯特。他不但將這部交響曲改編成鋼琴曲，還用其中的“固定主題”寫過一首可愛的小品。為了推廣柏遼茲的作品，李斯特在魏瑪舉辦了“柏遼茲音樂周”。

瓦格納同李斯特之間的關系可就更深了。一直到瓦格納死后，李斯特還繼續為瓦格納的樂劇改編鋼琴曲。柴可夫斯基的歌劇《奧尼金》中有一首波蘭舞曲，李斯特也拿了改編為鋼琴曲。

當年樂壇上好多后起之秀都見過李斯特這位樂于獎掖后輩的長者。這份名單上有格里格，有鮑羅廷，有圣-桑、福雷等等。還有堪稱“李斯特第二”的安東-魯賓斯坦。更晚一些的印象派“開山祖師”德彪西，也曾于1885年在羅馬與李斯特相見。

然而李斯特并非沒有對頭。小提琴大師約阿希姆曾到魏瑪，在李斯特領導的樂隊中擔任首席小提琴，兩年之后便不干了，原因是他不欣賞李斯特一派的“新派音樂”，后來還發生了更激烈的交鋒。

勃拉姆斯的友與敵

勃拉姆斯同瓦格納這兩巨頭兩大派之間的水火不相容，是樂史上突出的話題。

1842年兩人初次識面時，瓦格納不但知道對方的作品，其中有一些還受到他賞識。7年過去，瓦格納撰文狠狠抨擊勃拉姆斯，從此二人之間便橫亙著一堵拆不掉的垣墻。

1879年，布列斯勞大學授勃拉姆斯以榮譽證書，尊他為當代嚴肅音樂的宗師。這一下又招來了瓦格納的譏評。勃拉姆斯算是善于克制，不予理會。

霸氣十足的瓦格納，即使在贊揚貝里尼寫的曲調如何美妙時，也不肯放過機會，給論敵一箭：“那是勃拉姆斯一幫搞不出來的！”

勃拉姆斯同柴可夫斯基也不相投。這兩位的樂風，的確是大異其趣。

柴可夫斯基在訪德之行中，聽了勃拉姆斯的代表作《第一交響曲》，不喜歡。為了聽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曲》，勃拉姆斯特地在某地多逗留了一天。他對這部作品倒還表示贊許，只有尾聲除外。

對于舒曼，勃拉姆斯視為恩師，銘感終生。而他同德沃夏克之間的師友情誼也成了美談。《自新大陸交響曲》出版過程中，審閱總譜校樣的，不是遠在紐約的作者本人，而是在德國的勃拉姆斯。雖然是出于出版家的請托，但年高望重的老前輩勃拉姆斯慨然承擔起這種麻煩瑣碎的工作，足證兩人之間交情之深了。

圣-桑的新潮與“落伍”

圣-桑曾被柏遼茲夸為“無所不知，缺少的不過是實際經驗”，他那燦爛才華，贏得了好多前輩的鼓勵。李斯特聽了他在管風琴上的即興演奏，竟贊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管風琴家”，這恐怕是言過其實，卻也既說明了“鋼琴大王”的熱情洋溢，也說明了青年圣-桑的技藝不凡。

對于新人、新作，圣-桑原很熱心贊助的。他不顧學院派所持的否定態度，堅持要讓舒曼的作品得到演奏。在法國，最先替《湯豪舍》《羅恩格林》講好話的，他是其中的一個。穆索爾斯基《鮑里斯-哥多諾夫》的總譜是他最先從俄國帶回法國的。

可惜的是，到后來，圣-桑跟不上時代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初演之時，他當場勃然而起，拂袖而去。

對同國人德彪西的作品，圣-桑反感至極。像《牧神的午后前奏曲》這樣一首奠定印象派地位的杰作，他也不欣賞，說什么：聽是好聽的，但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音樂。如果它也可以算音樂，那就如同調色板也可以說是一幅畫了。后來見了《白與黑》等作品，他更是忍不住寫信給福雷，大罵不休，認為像德彪西這種人，任何一個機構都應將其擯諸門外。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遭到圣-桑的抵制，也許是無怪其然的。德彪西的反應就正好相反。他稱贊此曲“如同一個美麗的噩夢”。這兩位新派大師是《火鳥》首演之日在后臺初次見面的。此后，兩人便時相過從。

隔行并不隔山

大音樂家同行之間的交往是令人感興趣的。那么“隔行之間”呢？人們可能有一種誤解或錯覺，認為音樂家只懂他那一行，也只關心那一行。

這可是天大的誤會！如果多了解一些大師們同其他各行各界人士的交游，以及他們自己的業余愛好，便會恍然于并非“隔行如隔山”。這一來，在聽賞名作時也許可以增強“通感”(錢鍾書先生曾論及)吧？

多才多藝的音樂家之中，首先可以舉韋伯為例。

他寫了那么多音樂作品，同時又是筆頭子鋒利的音樂批評家。他主張，樂評應由樂人來寫。

韋伯還喜歡寫詩，不但如此，還留下一部可惜未完稿的浪漫派小說。也就是在這部小說中，有對貝多芬交響曲的漫畫式評論。因此他一直被人誤解，說他“攻擊”貝多芬。至于流傳的那句話“貝多芬夠資格進瘋人院了”，實際上也是無根之談。他還有過編纂一部音樂詞典的打算。

韋伯之外，門德爾松也可一提。

門德爾松孩提之時便已出入老歌德之門，深受那位博學巨人的鐘愛與熏陶。反過來，如不是這位內行的神童有心主動介紹，那么有成見的歌德，也不大可能在暮年接觸某些重要的音樂作品，包括《命運交響曲》在內。

到了青年時代，黑格爾、洪堡等大學者又成了門德爾松家沙龍中的常客。門德爾松還專門去聽過黑格爾在大學里的講課。

肖邦對鋼琴音樂情有獨鐘，除了鋼琴曲，什么也不寫。然而他絕不是—個只愛自己本行的人。在音樂界，他落落寡合，但同他交往的文藝界人士卻有海涅、巴爾扎克、顯克微支、繆塞等詩人、小說家和德拉克洛瓦這樣的畫家。

肖邦是置身于浪漫主義運動中的中心人物，雖然他對某些人的主張不表贊同。肖邦放棄音樂會演奏活動而專心譜曲。對這，海涅在1840年特地致賀。他認為，肖邦能超脫于一伙嘩眾取寵令人齒冷的演奏家之上，是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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