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音樂文化，一種跨越種族、國家與地區的統一語言

　　歐洲的音樂文化在世界中一直都是令人矚目的。音樂的統一化的社會角色無疑在維也納表現得最為明顯。它讓我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哪怕人們的語言與習俗的不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用音樂去交流，我們可以從旋律中清楚的了解到音樂所要表達的情感，這就是一種跨越種族、國家與地區的統一語言。

　　在1940年維也納的一次討論會期間，斯特凡·茨威格論及了維也納文化中的這個重要方面。他認為，奧地利的首都因為它的世界主義，它“融合對立”、“消解分歧”的能力而成為“某種共同文化的理想園地”，他在分析維也納特有的“天才”時，追憶了這個城市與音樂家們的特殊關系那由來已久的歷史:從梅塔斯塔齊奧開始，經海頓、格魯克、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以及其他很多人，一直傳到古斯塔夫·馬勒。

　　斯特凡·茨威格描繪了維也納人特別的氣質，他們的集體狂熱有時到了狂熱迷信的地步，這就保證了作曲家和演奏家們在這里能有聽眾。19世紀末，整個社會對音樂的癡迷看來達到了巔峰，音樂已成為追求集體特性的表達方式。所有社會階層都關心音樂事件。“當一個維也納市民打開報紙時，他第一眼不是去看政治界發生了什么事，而是瀏覽節目表和市立劇院的通告，以便知道是誰演唱、誰指揮、誰演奏。”會一種樂器是有品位的標志，每個家境良好的年輕姑娘都會“對著打開的書唱歌”，還會參加某個合唱團或樂隊。這就造成一種競爭精神，一種全社會對于音樂人表現的嚴格要求。

　　即使對最不知名的音樂家，維也納人的要求也十分苛刻，但他們在其他領域則很是隨便，這種反差讓斯特凡·茨威格大感吃驚。有人認為，在19世紀的最后25年，音樂文化在維也納的重要地位與對其他文化的表達方式受到壓制有關，自從帝國遭受1848年革命的振蕩過后，這些表達方式更容易受到審查了對于音樂的集體癡迷在構建社會和諧中的作用看來是毋庸置疑的，哈布斯堡政權把這種和諧的外表一直維持到1919年。不過，世紀末音樂創作興趣的復興與一場更具泛歐色彩的運動相關，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復興反映了我們前面提到的統一性追求。

　　事實上，歐洲幾乎到處都成立了一些新的機構，它們以促進音樂創作、培育聽眾和探索音樂素材為目標。在巴黎，1894年，夏爾·博爾德斯、文森特·丹第和亞歷山大·吉爾芒為重新發掘宗教音樂而成立了“音樂學校”，它很快成為作曲家和演奏家的聚會之地。1900—1914年之間，為數眾多的音樂人—今天他們已很有名。曾在這所帶有保守色彩的私立學校里從事教學或修習技藝:埃里克·薩迪、達利烏·米洛、阿爾貝·盧瑟爾、保羅·勒弗倫，還有法一意混合血統的作曲家阿德加·瓦列茲、西班牙人伊薩克·阿爾貝尼斯和華金·圖里那、波蘭羽管鍵琴演奏家萬達·蘭多芙斯卡、匈牙利人拉齊塔·拉茲洛等人就是他們中間的佼佼者。

　　在1905—1910年之間，“音樂學校”的門徒與來自《音樂信使》的反對者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論戰，前者以《圣-熱爾維論壇》來表達自己的音樂觀念，后一派是福萊、德彪西和拉威爾的支持者，這場論戰反映了當時巴黎在音樂問題上的熱烈氣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提一下理查德·瓦格納在世紀之交的影響:這位作曲家于1883年在維也納去世之后，其成就的影響力在歐洲不斷增長。1890—1910年間，巴黎的崇拜者們團結在愛德華·杜亞爾丹創辦的《瓦格納評論》周圍，而英國人休斯頓·斯圖亞特·尚伯蘭對理查德·瓦格納作品的狂熱激情還受某種泛日耳曼意識的支持1890年以后，在巴黎的音樂會節目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瓦格納的音樂有強勢回歸的勢頭。

　　巴塞羅那也成立了一個瓦格納協會，并在1901—1910年間擁有很多支持者。但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1900年代歐洲大部分作曲家和音樂家都是瓦格納派:阿爾弗雷德·科爾托、愛德華·里斯勒、圣桑、福、德彪西、曼努埃爾·德·法利雅、胡格·沃爾夫、貝拉·巴爾托克、理查德·斯特勞斯、古斯塔夫·馬勒、倫斯基科爾薩科夫都在藝術生涯中一度受到瓦格納的影響…在文學界，很多藝術家也對瓦格納懷有同樣的崇拜之情。安德烈·紀德、皮埃爾·魯伊斯、奧斯卡·王爾德在19世紀0年代初曾去拜羅伊特朝圣。馬拉美、保羅·瓦萊里、鄧南遮、梅特林克、G.A.穆爾和茹迪特·戈蒂埃也是瓦格納的仰慕者。

　　我們還不能忘記，在阿道夫·阿皮亞、阿瑟·戈登·克雷格及安德烈·安托萬等人對戲劇演出的革新中，瓦格納的理論起過關鍵作用。在18601880年之間，歐洲各地都建起了既可上演話劇，也可上演歌劇的“意大利式”劇院，還有更為專門的歌劇演出廳和舞蹈表演大廳巴黎歌劇院和夏特萊劇院就是如此前者的設計者是建筑師加尼埃，工程從1860年持續到1875年，后者于1862年投入使用。1884年在布達佩斯建立的一些歌劇院還是表現民族特性的象征之體斯頓。音樂創作還是一些少數的或邊緣的文化特別鐘愛的表現方式之一，例如在波蘭、瑞典、挪威、丹麥和芬蘭就是這樣。

　　德國和奧地利仍是世紀之交歐洲音樂創作的主要中心拜羅伊特當時成了瓦格納的音樂迷們的“麥加”，我們已經看到，法國有很多這樣的樂迷，但英國和其他北方國家（俄國、芬蘭…）也有很多瓦格納的崇拜者。在維也納和柏林，當時音樂創作的代表者是馬勒、理查德·施特勞斯、勛伯格、貝爾格和韋伯恩，意大利則有“真實主義”的代表萊翁卡瓦洛、喬達諾、齊里亞、馬斯卡尼和普契尼，其中普契尼的成就很快在歐洲引起反響（《波希米亞人》，1896年；《托斯卡》。在西班牙，阿爾貝尼斯、法利雅和格蘭納多斯是現代潮流的代表。

　　但各地的人們依然對傳統音樂感興趣，一些作曲家—他們通常就是最新音樂潮流的代表—著手系統地搜集一直被認為可被忽略的民歌:馬勒、沃爾夫、R.施特勞斯、勃拉姆斯、德沃夏克、貝拉·巴爾托克、佐爾丹·科達伊在中歐和俄國從事這樣的工作，在挪威則有愛德華·格里格和克里斯蒂安·欣丁法國有古諾、比才、圣桑、文森特·丹第；重新發現的民間曲調啟發了他們的靈感。人們還出版了《下布列塔尼歌集》（布爾戈杜古德萊，1895年），《法國民歌史》（茹里安·狄爾索，1889年），《巴斯克傳說文集》（夏爾·博爾德斯，1890年），《維瓦萊和凡科爾的民歌》，最后一部作品啟發了文森特·丹第（《塞文交響曲》，1886年；《山中夏日》，1906年）。

　　看完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知道音樂藝術對人們的影響是多么的重大了吧，小編認為，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沒有音樂，那么我們的生活都會因此而失去色彩。在我們低落和失意的時候，音樂都可以去撫慰我們的心靈。而當你快樂時，音樂也會使你的快樂加倍呢。你們是這樣認為的嗎？一起談論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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