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樂》| 伯恩斯坦100年：拆除古典音樂的高墻

　　萊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1918年8月25日－1990年10月14日）絕對稱得上是20世紀最為人熟知的古典音樂家之一。今年適逢他誕辰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的管弦樂團、音樂機構乃至獨奏家等，紛紛以自己的方式（組織音樂會、舉辦展覽或委約創作等）紀念這位曾與卡拉揚比肩、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指揮巨匠。

　　今天的我們談論伯恩斯坦時，這位猶太音樂家的身份不可謂不多：他是作曲家，是指揮家，是音樂教育家，也是非常有天分的鋼琴演奏者……種種頭銜也好，身份也罷，總括來說，都指向了“音樂推廣與普及”這個概念。他在指揮與作曲方面的才華與貢獻固然值得后世銘記，但在我看來，這位美國音樂家一生中最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拆掉古典音樂與公眾之間的高墻”，令臺上的演奏者與臺下的觀者達致互動的、往來分享的親密關系。

　　如今的人們，常常將伯恩斯坦以音樂總監的身份帶領紐約愛樂樂團演出的12年，稱作這一樂團的“黃金時代”。這個成立于1842年的管弦樂團，在伯恩斯坦上任前，曾與眾多世界知名的指揮家建立過或長或短的合作關系，包括瓦爾特、門格爾伯格以及“暴君式”的風格嚴厲的托斯卡尼尼，完成一眾知名作曲家如德沃夏克、馬勒以及格什溫作品的美國乃至世界首演。

　　伯恩斯坦則扮演了“承先啟后”角色——上承托斯卡尼尼等現實主義指揮風格倡導者對于德奧古典作品力求完美的演繹，下啟梅塔以及馬蘇爾等繼任音樂總監，在慣常演出的古典與浪漫作品之外，加添現當代作曲家少為人知的新作。伯恩斯坦性格溫和，觀念開放，按照他的助手MimsyStirn所言，這位20世紀最具名望的指揮家從來不端起架子，也不清高自持，而是希望“將音樂中的美、愛與創意帶給所有人”。

　　今天，世界各地的古典樂團都在面臨觀眾群老化的問題，都在尋找各式方法吸引年輕人對貝多芬以及拉赫瑪尼諾夫等作曲家的作品產生興趣。有的在社交媒體上載與音樂和音樂家相關的幽默或搞怪視頻，有的為管弦樂團與流行音樂、爵士樂和其他藝術門類創造互動的機會，還有的，嘗試舉辦線下講座以及親子音樂會，揭開作曲家以及作品的神秘面紗。值得一提的是，當今樂團及音樂推廣機構采用的這些方法，伯恩斯坦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經用過了。

　　1958年1月18日，伯恩斯坦上任紐約愛樂音樂總監不過兩周，便指揮樂團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了一場“給年輕人的音樂會”（YoungPeople’s Concerts）。這場時長約為50分鐘的演出，以“音樂意味著什么”為主題，不單演奏給在場聆聽的大人和小朋友，也透過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面向全美國的家庭直播。從那時起直到1972年，伯恩斯坦在14年間一共指揮了53場“給年輕人的音樂會”。這些音樂會被指揮家本人當做自己一生中“最喜歡的、并獲得高度贊賞的事情”，甚至在1964至1965年他申請休假的那一年間，仍堅持回到紐約，指揮數場面向年輕群體的音樂會。

　　今天的我們依然可以在YouTube等互聯網平臺上，欣賞到半世紀前伯恩斯坦舉辦的那一系列“給年輕人的音樂會”。網友在視頻下方留言，有的懷念伯恩斯坦，稱因為自己小時候看過伯恩斯坦這一系列電視節目，故此與音樂建立起長久的緣分；還有的忍不住問：為什么半個世紀前已有這樣自在而不刻板的音樂教育類節目，而在視頻技術和互聯網傳播如此興盛的當下，卻再也見不到類似節目的出現？

　　我想，其中緣由固然包括伯恩斯坦與紐約愛樂樂團在電視傳播的黃金時代極好地運用這一媒介與電視觀眾互動，推介古典音樂作曲家與作品，另外也在相當程度上歸因于伯恩斯塔出眾的語言表達能力以及舞臺魅力。指揮家中不乏口才出眾、能言善辯的人，但能夠做到像伯恩斯坦那樣，以親切、幽默的語言，以循循善誘、平易近人的風格向臺下小朋友介紹古典音樂知識以及聆聽音樂的要訣的，確實少見。

　　他親自撰寫講稿腳本，有時介紹知名作曲家（他甚至在肖斯塔科維奇生日時介紹了這位傳奇的蘇聯作曲家，這在美蘇冷戰期間可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有時講解奏鳴曲和協奏曲的概念，然后與樂團工作人員商討，做一些內容上的刪改。排練通常在早上六點鐘開始，與樂團的彩排在八點，而音樂會通常在中午十二點鐘面向全國直播。注意，是直播而不是錄播，也就是說播放過程中不容許有任何的錯漏與混亂。

　　看過幾期節目之后，我們不難發現，伯恩斯坦可以說是一位天生的電視明星：他不怯場，動作與表情十分自在；他總是善于類比，將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中的主題句與迪士尼動畫中的某段旋律作比；他也擅長講故事，動輒拋出自己與小女兒的日常對話，引起臺下以及電視機前觀者的共鳴。這種將藝術與日常生活情境勾連的講述方法顯然頗為討巧，一方面能幫助觀眾借由周遭所熟悉的事物迅速進入音樂的情景中，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伯恩斯坦本人從來都不是清高孤傲的那一類藝術家——他渴望從尋常生活中獲得藝術的滋養。

　　“你也許記得我最主要的弱點：我愛人群�！� 伯恩斯坦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曾這樣寫道。信中所謂的“弱點”，也許會為需要清凈創作的作曲家帶來些許干擾，又何嘗不是他身為一位音樂教育家和音樂推廣者最難得的長處與優勢？更何況，如今自詡“親子音樂會”的演出節目何其多，自稱“古典音樂推廣者”的音樂圈中人又何其多，有幾個能像伯恩斯坦以及當年那一套“給年輕人的音樂會”一樣叫好叫座、將背景知識與現場表演糅合得恰到好處呢？

　　在伯恩斯坦眾多的、關乎音樂的身份之外，有一個詞也是人們提到這位偉大音樂家的時候頻繁用到的——人道主義者（humanitarian）。伯恩斯坦終其一生都在探索音樂之于人生、之于社會的意義與價值，而他在諸多社會議題與重要事件上的作為與表態（例如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以及柏林墻倒塌的紀念音樂會等），均體現出，作為音樂家的他，面對風云跌宕的20世紀，渴望通過自己所擅長的媒介，為人們帶來救贖與滋養、愛與和平。

　　在美國與蘇聯冷戰初期的1949年，伯恩斯坦和卓別林等一眾美國文化名人發起世界和平文化與科學會議，邀請嘉賓的名單中有蘇聯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這位43歲的作曲家是當時唯一在西方國家享有名望的蘇聯音樂家，不僅因為人們對斯大林政府向他發起的一系列批判與禁演的政令而對他抱持同情的態度，還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創作的《第七交響曲》（又名“列寧格勒”）成為反抗戰爭、渴盼和平的重要標志。

　　伯恩斯坦是肖斯塔科維奇作品在美國以及歐陸的堅定推廣者。他與芝加哥交響樂團灌錄的肖斯塔科維奇“第一”和“第七”交響曲錄音，已經成為樂迷了解肖斯塔科維奇交響曲的必聽版本；而伯恩斯坦在擔任紐約愛樂音樂總監期間，不單在“給年輕人的音樂會”系列演出中介紹這位蘇聯音樂家的作品，還曾在1959年帶領紐約愛樂樂團前往莫斯科演出肖斯塔科維奇的交響曲。

　　伯恩斯坦之所以如此熱衷演出老肖的作品，一方面是由于老肖本身的創作才華，二來也因為伯恩斯坦的猶太人身份，令他對于世間一切的顛沛流離與寂寞冷遇懷有深切的、發自肺腑的同情。肖斯塔科維奇是“局外人”，被斯大林政權排斥至邊緣，而伯恩斯坦本人因為隱藏的同性戀身份，在半個世紀前的美國，又何嘗不是心理醫生以及身邊人眼中的“局外人”呢？

　　按照英國樂評人萊布雷希特的話說，伯恩斯坦一直都過著雙重的生活。他是同性戀者，卻迫于輿論壓力不得不娶妻生子完成所謂的社會責任；他是指揮家，卻有相當多的熱情和精力投注在作曲的事業上，并常常因為無法兼顧而心生糾葛。這樣說來，伯恩斯坦傾心馬勒的音樂，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當年一場“給年輕人的音樂會”上，伯恩斯坦將自己與馬勒相比，稱他欣賞的這位奧地利作曲家一生都在指揮家與作曲家這兩重身份之間糾結：渴望全然地投入到作曲事業中，卻迫于生計，不得不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指揮樂團演出上面。

　　或許是因為惺惺相惜的緣故，兩位時隔半個世紀的紐約愛樂音樂總監（馬勒曾在1909年至1911年間短暫地擔任過紐約愛樂的音樂總監一職）之間建構起一重難以言明的奇妙關聯，而伯恩斯坦對于馬勒音樂在美國及歐洲的全力推廣，例如他曾在美國總統肯尼迪的紀念音樂會上演出馬勒《第五交響曲》感人至深的慢板樂章，令這位一度被人遺忘的作曲家成為今日音樂會曲目單上經常出現的名字，甚至成為指揮與樂團的試金石。

　　對于后世指揮家而言，前輩伯恩斯坦的一生，通過唱片和現場音樂會，出色詮釋了眾多著名作曲家的經典杰作，令曾經被遺忘的作曲家如馬勒重又獲得眾人關注，而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場音樂會，應該是1989年在柏林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現場演出。來自20個國家的超過一億名觀眾通過電視觀看了那兩場音樂會。那是伯恩斯坦最后一次演出“貝九”，也被樂迷公認為他最精彩的一次。

　　事緣1989年年底，作為東西方冷戰標志的柏林墻被拆除，兩德統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陣營之間亦見到和平的曙光。一場紀念音樂會是必不可少的，由誰來擔任指揮呢？在柏林愛樂樂團擔任過三十多年音樂總監的指揮巨擘卡拉揚自然是合適的人選，可惜他已于那年夏天離世，于是，這一重任便交到同為指揮名家的伯恩斯坦手上。

　　長久以來，伯恩斯坦與卡拉揚的瑜亮情結一直是坊間議論的熱點：卡拉揚執掌柏林愛樂的三十多年間，伯恩斯坦的名字從未出現在樂季常設音樂會的指揮家名單中；而某次伯恩斯坦破天荒去聽卡拉揚的音樂會，給出的理由竟然是“我非常討厭卡拉揚的音樂，我只想看看卡拉揚的臉”。盡管兩人在藝術理念和性格上想去甚遠，但這兩位20世紀最著名的指揮家仍然對彼此抱持體諒與尊重：卡拉揚的八十歲生日宴會特意邀請了伯恩斯坦（雖然后者未赴約），而伯恩斯坦聽聞卡拉揚去世的消息，建議樂團集體默哀數分鐘，并在兩個月之后指揮貝多芬最后一首弦樂四重奏的樂團改編版，以寄哀思。

　　當我聆聽伯恩斯坦1989年指揮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現場錄音時，常常忍不住好奇：他在12月23日和12月25日晚上，分別在柏林愛樂大廳和音樂會堂指揮來自柏林愛樂、紐約愛樂、巴黎交響樂團和俄羅斯馬林斯基劇院交響樂團的一眾樂手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這部卡拉揚摯愛的經典之作時，可曾想起自己與卡拉揚的半世紀交逢呢？時移物易，連看似堅固的柏林墻都有倒下的那一天，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放在漫長的時間旅程中，又算得上什么呢？

　　演出時，伯恩斯坦為配合情境，將全曲最末樂章的“歡樂頌”改為“自由頌”（Ode to Freedom），并對身邊人說：“我肯定，貝多芬會同意咱們這樣做的。”指揮“貝九”演出的翌年秋天，伯恩斯坦在紐約離世，終年72歲。他這一生，努力拆掉橫亙在不同文化之間的高墻，拆掉音樂家與普通公眾之間的高墻，拆掉一切不必要的、虛張聲勢的高墻，所渴望并追求的，不正是“自由”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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