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音樂不僅是娛樂 它還發現人性

楊燕迪，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音樂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音樂的人文詮釋》《音樂解讀與文化批評》等，曾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等多種榮譽稱號。

3月18日，楊燕迪在市圖書館“天一講堂”主講了《通過音樂的人性發現》。

音樂是什么？是表達情感的一種消遣？一種娛樂？在楊燕迪看來，“表達情感”還不足以界定音樂的本質，音樂是在勘測人性甚至在探索世界。在這一意義上，音樂作為藝術和科學是相通的，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去探索世界。

整場講座，楊教授深入淺出地解讀了四位德奧大音樂家——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馬勒的音樂風格，給大家上了一堂很好的音樂賞析課和音樂美學課。這四位作曲家橫跨了巴洛克、古典、浪漫、現代四個不同的音樂時代，通過他們各自的音樂風格，“我們看到了前所未見的人性側面，進而不但發現世界，也發現自己，并由此生發感動”。

巴赫的“悲”：開掘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巴赫（1685-1750）的音樂表達的情感范圍非常寬廣，楊燕迪用了一個特殊視角去鑒賞：巴赫怎么表達“悲”？

楊教授認為，巴赫在“悲”情的表達上開掘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巴赫的作品特別經聽，他不像柴可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那樣‘濫情’，因為其形式極其精湛，是富有理智性的情感呈現，而不是純粹主觀的表達。巴赫的音樂絕對不能被當成自傳，絕對不是他當時生活的反映，而是他認識到的一種人的普遍情感的傳達。”

楊教授給大家播放了巴赫的著名作品《馬太受難曲》，這是一個形式非常完美且內涵極為深刻的偉大作品，里面有宣敘調、詠嘆調、合唱和眾贊歌。楊教授認為，只有巴赫才能塑造如此動人和深邃的悲憫傾訴，把人的慈悲的感情向度描寫得深刻而沉靜。這段音樂的旋律不像通俗的歌調，不是很對稱，而且音樂的走向非常崎嶇不平，里面充滿了半音。如果用文字形容只能說它“如泣如訴”，但這是很干枯的形容。“它具有驚人之美。我們只有在巴赫的音樂中才能聽到這樣的情愫，看（聽）到人的慈悲心態和悲憫情懷具有這樣一種品質。”

貝多芬的“星空意象”：刻畫了超凡入圣的境界

貝多芬（1770-1827）比巴赫晚了兩到三代，他是古典風格的大師。楊燕迪尤其對貝多芬晚期的音樂作品感興趣，“貝多芬早年像一個大無畏的青春勇士；中年時像一個功績顯赫的英雄；而到晚年，我把他歸納為‘仰望星空的圣者’，他在音樂中表達了一種超越人世的對彼岸的無限追求。”

楊教授說，貝多芬晚期的作品給人到了太空中的感覺，繁星點點，人跡罕至，“我把這種境界命名為‘星空意象’”。這種“星空意象”首先出現在鋼琴奏鳴曲中，隨后在交響曲、弦樂四重奏中一再地從不同角度來進行塑造。這就是為什么貝多芬的晚期音樂有一種極其深刻的感覺，好像表達了宇宙的浩渺偉大與人的渺小但又令人充滿向往的那種意境。

楊教授播放了貝多芬1821年創作的《c小調第三十二號鋼琴奏鳴曲》。這首樂曲的節奏密度越來越大，最大的時候就是顫音。但是，達到密度最大、運動最快的時候，恰恰音樂就靜止不動了。這是一個奇妙的作曲構思——細節上的極速運動與整體音樂的靜止恰好合二為一。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涅槃”。在貝多芬之前，沒有人在音樂中刻畫出如此超凡入圣的境界。

楊教授說，貝多芬的晚期風格是一個巨大而復雜的宇宙，“星空意象”是其中一個非常突出的方面，“我們形容這種音樂時，不能簡單說它是情感表達——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是對人的發現，甚至是對人的重新規定。”

勃拉姆斯的“懷舊”：開創了音樂史中的新風范

勃拉姆斯（1833-1897）是德國浪漫派中后期的代表。他生活的時代崇尚音樂創新，但堅守古典的他反潮流而行，居然成就了一番偉業，因為他的音樂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東西——直到那個時候，才首次出現在音樂史中的品質和風范——“懷舊”。

楊燕迪說，勃拉姆斯音樂中的懷舊和悵然若失，類似發黃的老照片，顯現了過去，卻處在當前，讓人生發彌足珍貴的惋惜，也在暗示時光不再的緬懷，聽了很讓人感動。“人到中年后會不知不覺地喜歡勃拉姆斯，因為這種懷舊感，恰是我們人性中很重要的方面。”

楊教授以一曲《e小調第一大提琴和鋼琴奏鳴曲》為例，向大家展示了勃拉姆斯是如何“懷舊”的。“他在第二樂章寫了一段近似‘小步舞曲’的小快板，小步舞曲完全是18世紀的貴族象征，而緊接著樂曲中又出現了一段十九世紀的現代風格，作品中的新舊轉換、對照很明顯。這是一種作曲技巧嗎？恐怕不完全是。這更是一種眼光。藝術家有眼光把過去和現在微妙地搭在一起，把人性中一種說不清的內容刻畫出來而且固定在音樂形式中，懂行的人就聽出這是懷舊，有一種惆悵感。勃拉姆斯就這樣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句子。”

馬勒的“病態人性”：寫出了現代人的焦灼

楊燕迪對馬勒（1860-1911）的概括是“病態人性”。他說馬勒是現代性問題的偉大先知，預示了人性發展到現代的疾病。

其實，馬勒的人生是非常成功的，他坐上了維也納歌劇院藝術總監的寶座，但他一生困惑，因為他是猶太人，受到歧視和排擠，當然還有其他的問題，例如比他小近20歲的太太阿爾瑪紅杏出墻，等等。而他生活的時代，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臨近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奧匈帝國還處在最后的燦爛中，但已經病入膏肓。音樂語言同樣如此，調性語言極度拉伸，馬上就要瓦解，進入無調性了。

馬勒處在調性音樂最后的美好黃昏中，而恰恰在新舊交替的夾縫中，他寫出了獨特的音樂。楊教授給大家聽了馬勒最偉大的藝術歌曲《我于此世已經喪失》，很悲的一首歌，表達了作曲家非常孤獨的心緒和很疲憊的心態。樂曲一開始就是豎琴的“嘣、嘣”聲，豎琴原本是優雅華麗的樂器，但在馬勒的作品中，豎琴的低音用得特別多，而且節奏都很慢，這就顯得很不祥，甚至能感覺到死亡的陰影。這是馬勒特有的聲音。他發現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不祥的、總有一點扭曲的樂隊聲響，這是他音樂風格的重要方面。

目前在全球演出市場上，馬勒作品的演出率甚至超過了貝多芬，為什么如此受歡迎？“因為馬勒深刻地揭示了20世紀以后現代世界的不祥和扭曲，展示了人們心中的矛盾和困惑，寫出了獨一無二的人生狀態和世界境況，因而獲得了高度的價值。”楊燕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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