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來民族器樂創作的創作熱點和基本特征

　　自1980年初起，由于國家全面實施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中國的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文化藝術諸領域順勢迎來一個寬松、寬容的新環境，中國音樂創作在整體上也由此進入了一個十分活躍的時期，且這一活躍狀態一直持續至今，民族器樂的創作就是其中之一。

　　大致說來，這40年的民族器樂創作，主要有以下幾個創作熱點和基本特征。

　　其一，大中型體量的作品多，成功率也高。1982年，作曲家劉文金完成四個樂章的二胡協奏曲《長城隨想》，并由當代著名二胡演奏家閔惠芬在上海首演。這首新作在歷史內容的厚重、結構的完整、氣勢的恢弘和演奏技藝的出新方面，都引發出這個領域的一種新觀念、新思維，帶來一股別開生面的新作風。由此，一批優秀的大型作品接連出現，大型合奏曲如《秦·兵馬俑》（彭修文，1984年）、《達勃河隨想》（何訓田，1982年）、《西北組曲》（譚盾，1985年）、《塔什拉瑪干掠影》（金湘，1985年）、《滇西土風三首》（郭文景，1993年）、《后土》（唐建平，1997年），到了新世紀又有《抒情變奏曲》（劉長遠，2003年）和以趙季平為首的創作團隊（作曲家韓蘭魁、陳大兆、景建樹、張堅等）所譜寫的《華夏之根》（2005年）、《民族交響樂—敦煌音畫》（2012年）、《海上絲路組曲》（2016年），同一時期還有香港中樂團委約的《周·秦·漢·唐》（周煕杰、陳大兆、老羅、伍卓賢）、2017年青年作曲家王丹紅的七個樂章組曲《永遠的山丹丹》等。大型協奏曲方面，主要有琵琶協奏曲《花木蘭》（顧冠仁，1979年）、古箏協奏曲《汨羅江幻想曲》（李煥之，1980年）、《北方生活素描》（劉錫津，1980年）、中阮協奏曲《云南回憶》（劉星，1986年）、“第一、二、三、四二胡狂想曲”（1988年至2010年，王建民）、笛子協奏曲《愁空山》（郭文景，1991年）、嗩吶《喚鳳》（秦文琛，1996年）、琵琶協奏曲《春秋》（唐建平，1997年）以及《千章掃》（香港羅永暉，1997年）等等，多樂章獨奏音樂則以劉文金于2000年至2009年間創作的無伴奏二胡套曲《如來夢》為代表，這部作品由八首樂曲組成，借用佛經故事表達了作曲家的生命觀，成為民族器樂創作又一部新典范。總體來看，大中型民族器樂作品40年來在這一創作領域占有很大比重，也是引領這一領域的主要體裁和作品質量的重要標志，新世紀以來，這個趨勢有增無減，勢頭良好。

　　其二，音樂語匯、技法的多元化探索。1980年以后，20世紀以來歐美各國音樂創作出現的一系列新思潮、新技法迅速傳入中國，并引起一大批中青年音樂家學習、運用的熱潮，從而造成對于此前傳統思維和創作觀念的“反叛”，甚至具有某種“顛覆性”，學術界將受此一現代音樂思潮影響并付諸實踐的作品，統稱為“新潮音樂”。這一派音樂的核心成員是譚盾、瞿小松、葉小剛、周龍、陳怡、李濱揚、何訓田等，在1985年前后，他們分別舉行自己的民族器樂作品音樂會，由此在民族器樂創作領域掀起一股“新潮”颶風，其中代表性作品如《竹跡》《雙闕》《兩樂章音樂》《山謠》《山神》《神曲》《天籟》《為拉弦樂組而作的組曲》《空谷流水》《鐘鼓樂三章》《打擊樂協奏曲》《剪貼》《中國狂想曲》等，這些作品的特征是不以傳統思維方法為宗，不受傳統技法的束縛，而將擴大民族器樂藝術的現代性表現力、抒發作曲家的意念和想象為主導，即使一時不為觀眾的“耳朵”理解，甚至受到指責也在所不惜，體現出一種“沖決羅網”的求新求變精神。盡管在當時引起種種非議，但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檢驗，這批作品中的一大部分仍然保留至今，為民族器樂的探索、實踐、創新，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路和經驗，也闖出了一條新路，其歷史性貢獻已經被多數人所承認。

　　其三，室內樂創作呈上升趨勢。中國民間流傳著多種小型樂隊合奏樂形式，其中有弦索樂、絲竹樂等，絲竹樂如廣東音樂、潮州弦詩樂、福建南音、江南絲竹和部分二人臺曲牌音樂，弦索樂如河南大調曲子、菏澤“碰八板”等，如果以演出環境劃定，它們均屬于民間室內樂。而在專業創作領域，受到西方室內樂和上述民間小型合奏樂種的影響，自1980年起，全國各地先后出現了很多演奏家自由組成的室內樂團，如北京“五朵金花”室內樂團、上海“女子彈撥樂團”，1990年以后，又有“華夏”“華韻九方”“卿靜梅月”“珠海女子”“盛蘭七星”“天音”等多個民族器樂室內樂團。新世紀以來，中國音樂學院10余位演奏家自行組成“紫禁城室內樂團”，活躍于國內外音樂會舞臺，同時很多院校出現了以“組合”“樂坊”為名稱的室內樂組織，如上海音樂學院的“金豈組合”、中央廣播民族樂團的“古典印象國樂坊”、中央音樂學院的“圣風”。作品方面，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胡登跳先生早在1980年初就創作了《節日的夜晚》，給民族室內樂創作點起一把火。與大型民族管弦樂一樣，這個領域的作品類型、語言風格也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作曲家創作思維的多元化和技藝的多樣化選擇，僅以2015年舉辦的“第三屆華樂論壇暨新繹杯經典民族管弦樂（室內樂）作品評獎”最終獲獎的曲目看，這一特征尤為明顯，特別獎：《節日的夜晚》（胡登跳）；優秀作品獎：《阿哩哩》（王建民）、《悠然》（艾立群）、《水墨畫》（劉長遠）、《心雨》（唐建平）、《竹枝詞》（郭文景）、《古典印象》（向民）、《飛旋的艾特萊斯》（王丹紅）、《沙尾》（劉青）、《芬芳》（朱琳）、《連環扣》（張輝）、《京韻悠悠》（白浩鈺）、《玲瓏》（謝鵬）。在這個作曲家群體中，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也涵蓋了傳統的、現代的乃至更加“前衛”的音樂語言風格，作品的成功反映了中國民族管弦樂作曲家在這個領域的大膽探索和試驗，也為中國現代民族室內樂這一傳統深厚、但新作不多的領域留下了第一批新成果。

　　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音樂學院的“紫禁城室內樂團”，10余年來，一方面與多位國內外作曲家合作，先后委約完成20多首新作，如《天運》（新西蘭，杰克·波蒂）、《蘭草》（美國，威廉·達克沃斯）、《梅邊四夢》（王丹紅）等，另一方面堅持到泉州、潮州、西安、北京等地向民間音樂家學習，再將所學傳統曲目進行有保留地創新性改編，如《昭君怨》《中花六板》《線戲》等，以此來保持傳統曲目與新創曲目之間的風格、技藝張力。多年來，他們以中國文化特使的身份遍訪歐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讓各國觀眾了解并欣賞了中國民族室內樂的藝術風采和魅力。

　　其四，借助多媒體等其他藝術形式拓寬民族管弦樂的藝術表現力，為中國民族器樂藝術贏得更多觀眾。2010年，香港中樂團上演了跨媒體“音樂養心”主題的《山花醉》《千水情》（梅廣劍）等，包括了民樂、舞蹈、古詩、書法、朗誦、影像概念等因素。自2013年起，中央民族樂團與“印象”系列導演王潮歌深度合作，先后推出《印象國樂》《又見國樂》兩臺大型多媒體民族器樂節目，近期又上演了《玄奘西行》，這些節目借助多媒體、高科技手段將舞臺燈光、布景、服裝以及演奏家朗誦等融于一體，呈現出全新的大場面、大制作的民族器樂表演場景，給觀眾帶來視覺、聽覺、審美心理以強烈的現場感受，讓聽眾更加貼近民族器樂表演藝術。

　　中國民族管弦樂藝術，無論是大型合奏、協奏、重奏，還是獨奏、室內樂等不同形式，都是在20世紀中西音樂文化全面交流的背景下產生發展起來的，雖然前后已經有百年的實踐，也有歷史悠久、曲目豐富的傳統器樂藝術作為根基，但畢竟因為傳統樂器性能、樂器組合、創作經驗、曲目積累的局限性，其總體歷史進程仍然屬于實驗、探索階段，對于它已經取得的輝煌成就，我們應該自豪并深以為榮，并對百年來所有參與此一實驗、探索的前輩深懷感激欽佩之情。至于這門藝術目前還存在的不足、局限，我們也須從理解的角度加以呵護，容許它進行不斷試驗、實踐，讓這門僅有百年的藝術形式在創作、表演實踐中繼續積累并茁壯成長，為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貢獻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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