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鵬，著名指揮家，1965年生于安徽省五河縣。中國歌劇舞劇院(交響樂團、歌劇團、民族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中國廣播民族樂團、澳門中樂團、中國東方交響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2000年以來先后3次在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成功指揮“中國新春交響音樂會”，并率團赴瑞士、德國、美國舉行中國民族交響音樂會，為中國民族交響音樂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獲中國金唱片

　　印 象

　　西洋文化熏陶下成長的民樂指揮家

　　觀賞過彭家鵬的排練和演出，會感覺到這是一個“渾身都是音樂”的人。他的音樂意圖非常明確，樂團的樂手能夠迅速領會;他的肢體語言極富表現力，又能準確地控制速度和力度，瞬間將全場觀眾的視線牢牢鎖定。

　　6月4日，彭家鵬與天津歌舞劇院民族樂團合作演出的“龍舞狂想·躍東方”民族音樂會在天津大劇院上演。四年前，他就曾與天津歌舞劇院合作，執棒歌劇《原野》成功參演“首屆中國歌劇節”，該劇榮膺七項大獎，他本人也獲得了“優秀指揮獎”。

　　演出結束后，彭家鵬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提到自己不久前指導過天津某學生樂團的排練，“我站在指揮臺上，就立刻忘記他們是學生樂團了，我并沒有把他們當小孩，完全按照職業樂團的標準要求他們。音樂就是這么神奇，他們再小，卻能理解你說的話，按照你的要求，馬上就做到。排練時間不長，那個樂團的整個演奏狀態和音樂思路已經開始跟我配合了。指揮這個工作很神奇，有些東西說不清楚，不同的指揮都有不同的氣場。”

　　曾有音樂評論家評論彭家鵬的指揮風格：他把朝氣蓬勃、熱情洋溢、充滿活力的生活氣息糅進了他的指揮藝術。在他的指揮藝術中，不僅有西洋指揮圓潤、流暢、寬廣的線條特征，還具有中國音樂講究氣韻與頓挫的民族特征。

　　“渾然天成”背后，總有一段艱辛歲月。與彭家鵬交談，很多故事他都喜歡用“辛苦”二字來起頭，而我發現他恰恰是“苦中作樂”的好手：被迫轉戰民族管弦樂領域時，他曾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去學習研究，買了很多的磁帶、唱片，更積極地推進中國民族管弦樂作品交響化的探索;首登維也納金色大廳時，他曾向歐洲音樂泰斗布拉威挑戰，只為扭轉西方人對于中國民族音樂“吵鬧、獵奇”的既定印象，演出結束后，布拉威稱贊彭家鵬和中國廣播民族樂團是“最好的指揮和最好的樂隊”，維也納音樂界評價彭家鵬的指揮風格是“小澤征爾和穆蒂的完美結合”;在歐洲觀摩學習交響樂歌劇，他曾經拿著一個漢堡，在劇院一坐就是一天，只為欣賞大師的非公開排練，為舞臺上的縱情揮灑和精準表達積累更多能量。兜兜轉轉，彭家鵬終于成長為一名指揮交響樂和民樂“兩棲”指揮家。

　　在彭家鵬眼中，指揮這個職業反差太大，在指揮臺上風光而鮮亮;走下指揮臺，有時會覺得冷清而孤獨。夜深人靜時，他常有很多困惑，比如民樂什么時候才會獲得與交響樂同等的支持和資源?明明自己交響樂指揮得也很好，為什么很多人認為他只會指揮民樂?會不會有更多的交響樂指揮走向民樂，這條路實在太疲憊……然而太陽照常升起，一切的感慨都催促他加快前進的腳步。

　　分享過去在巴黎聽歌劇見聞時，彭家鵬說，在巴黎最大的好處，是你完全沒有時間去做音樂、繪畫、文學等藝術以外的任何事情。而彭家鵬的人生也沒有時間處理民樂、交響樂和歌劇等音樂之外的事情，“如果有來生，可能不會再做指揮這個職業。我在排練時經常說這句話，這是我的感慨。這輩子已經沒辦法了，沒有音樂，生活就失去了意義。”

　　中國民樂一聽就上癮

　　記者：您為什么放棄在西樂上的發展，投入到中國民樂事業中來?

　　彭家鵬：在歐洲的大師班學習后回國，正好原來的交響樂團重組，我被調到創研所工作。當時原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團長、指揮彭修文去世，民族樂團缺指揮。廣播藝術團的領導問我愿不愿意去民樂團兼任指揮。我剛從歐洲回來，受西方教育熏陶，又是學習西樂出身，盡管中國廣播民族樂團是全國頂尖的民族樂團，但心理上我仍很難接受這樣的安排�？墒牵�我和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在香港的第一次合作，改變了我對民族管弦樂的印象，我發現有些民族音樂很好聽，也的確能看出廣播民族樂團良好的素質。我并不是為了振興中國的民族管弦樂，不敢這么說，我就是熱愛我的事業，只是換一種方式堅持而已。現在看來，我還是跟民族管弦樂緣分更深一些吧。

　　記者：1998年年初您接任中國廣播民族樂團首席指揮和藝術總監，為了民族管弦樂團更快進步，您注入了哪些自己的想法?

　　彭家鵬：廣播民族樂團是一個非常棒的樂團，不可能隨便找人當總監。樂團的前任總監彭修文是中國現代民族管弦樂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班也不好接。從指揮技術角度來講，在擔任首席指揮之前，我跟他們有過多次合作演出，保留曲目已全部吃透，得心應手，但擔任藝術總監就有些難度。

　　民族管樂團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西洋管樂那么“合群”，個性比較突出。這就要求在訓練樂隊時會更辛苦一點。演奏民族樂器的這些藝術家個性都太強，讓他配合旁邊的人，一般很難做到，他覺得就應該他展現，可如果每個人都展現，樂團就亂了。我從指揮的整個狀態、動作和指揮技法上做了很大改變，比如某個團員一直弱不下來，指揮就一定逼他弱，指揮的動作就小到讓他不能動為止，看他還大不大，再大你就不動了，這還真管用。所有的東西也是在實踐中去摸索。

　　記者：您也擔任了澳門中樂團的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您是如何與澳門中樂團結緣的?

　　彭家鵬：很偶然，本來我去澳門中樂團觀摩，沒有表演任務，正好他們的指揮馬上離任。他們說，反正彭家鵬也來了，干脆讓他指揮半場。臨時指揮了半場以后，他們覺得我好像跟其他指揮不太一樣。當時他們選了7個候選指揮，每個指揮去工作兩個月，然后由團員打分，領導再選。我在7個候選人之外，但也客座指揮了兩個月，結果他們選了我。

　　我剛剛到澳門的時候，澳門中樂團是一個有點半職業性質的樂團，樂手們白天去上班，晚上來演出。他們請我去也是想改革，轉變成職業樂團。他們開始看簡譜，我讓他們看五線譜，有些人沒學過，就自己學，在五線譜下面標上簡譜。一點點“招兵買馬”，排練時，因為水平參差不齊，就要花很多心思，也占據了我很多時間。這是我做得最辛苦的指揮，但也是成就最大的。畢竟澳門中樂團現在已經屬于一流樂團了。我們幾年前來天津演出過，當時反響還不錯。

　　記者：多年從事民樂指揮工作，您對于民樂指揮這個身份有哪些新的認識?

　　彭家鵬：現在看來，中國的民族管樂想要發展，還需要真正學西洋音樂、指揮交響樂隊的人。因為西方的指揮法和指揮藝術是非常科學的，對交響樂隊非常好。民樂本身是不可能產生指揮的，很多都是業余的，有些打打拍子就算是指揮，這樣民樂團不可能發展。但是，民樂團的指揮必須是中國人，了解中國文化的人，如果讓外國人來指揮，那也肯定不行。

　　指揮家不是表演者

　　記者：很多人心中有個誤區，認為民樂簡單，西洋樂難度更大。

　　彭家鵬：其實中華民族有著悠遠深邃的歷史文化，是民族音樂發展的根。我們的民族管弦樂團和柏林愛樂樂團、維也納愛樂樂團一樣，都有自己的歷史傳承。作為指揮，一旦踏入這個圈，就會期待它能夠變得更好，愿意為它付出一切。

　　剛開始指揮民樂的時候，對我來說一切都是嶄新的，所有的東西都是一種嘗試，然后開始鞏固，積累經驗。這條路我走得很累，很辛苦，得到的卻不一定都是稱贊，也有很多質疑的聲音，很多人討論你這條路走得對不對，民族管弦樂能不能交響化?不同的聲音太多，常常讓我覺得更累。但是，在民樂團做了這么多年，很有感情。通過這幾次巡演，我發現我們已經有了聽眾基礎，也就要求我們將來要推出中國的好民樂。

　　記者：除了民樂指揮外，您也在指揮交響樂團和歌劇，您對這三個不同的音樂方向作何理解?

　　彭家鵬：要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指揮民樂不能半途而廢，而且它一點不影響我指揮交響樂甚至歌劇。我指揮過很多戲曲，京劇、越劇、豫劇、滬劇都指揮過，再指揮西方歌劇覺得好像沒什么好學的，水到渠成。其實從荷蘭大師班結束之后，我就不需要在指揮技術這個問題上再去下功夫了，因為技術已經伴隨我很多年了，已經很成熟了。最主要的是怎么才能通過技術，把音樂體現出來，讓樂隊隊員明白指揮的意圖，把握好作品的風格、速度、力度和聲音、音色。

　　記者：從2000年至今，您連續多年在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成功指揮了“中國新春民族音樂會”“中國新春交響音樂會”，并先后率領中國東方交響樂團和中國廣播民族樂團赴瑞士、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美國演出中國民族交響音樂會，常年在西方演出您有哪些收獲?

　　彭家鵬：在國外演出學習期間，我會大量觀看各種演出和排練，更多地去觀察大師對于音樂的處理，而不是他們的姿勢、動作。就像優秀的鋼琴家，他的鋼琴彈到一定程度時，所學的就是音樂的分割和表現。有些人成才，除了機遇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他所展現出來的對于音樂獨到的理解。比如說很多人質疑郎朗，說他家教很嚴，是被逼出來的。郎朗的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在演奏方面確實有獨特的東西。這個世界需要郎朗，也需要李云迪。我們中國人就喜歡比較，一定要問到底是郎朗好，還是李云迪好，到底是彭家鵬指揮得好，還是李心草指揮得好。

　　推廣中國原創歌劇

　　記者：您曾與天津歌舞劇院歌劇團成功合作歌劇《原野》，并在首屆中國歌劇節中摘得七項大獎，請您談談那次合作演出的經歷。

　　彭家鵬：當時天津歌舞劇院歌劇團要參加首屆中國歌劇節，選擇了歌劇《原野》。我指揮過中國歌劇舞劇院的《原野》，當時請歌劇《原野》的作者金湘先生去看，看完后他覺得《原野》已經演了好多年，中國很多比我有名的指揮家都指揮過，但我們演繹的《原野》又有了新的味道和意境，他特別喜歡我對音樂的解釋和處理。他把我推薦給天津歌舞劇院的高久林院長，當時我跟高院長并不認識，但高院長知道我，他說彭家鵬來了我們求之不得。這就是緣分，一拍即合。

　　記得排練第一天，挺嚇人的，我說能換指揮嗎?我不想指揮了。為什么?我以為剛剛排演過，一了解才知道，他們是四年前演過。后來的過程很艱難，但是也跟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白天排練，晚上聊天。后來我們到福州比賽，給我們安排的場地在長樂機場附近的歌劇院，沒能在福州最好的大劇院。在演出場地不理想的情況下，我們拿了七項大獎，說明大家的確都用心了。

　　記者：您之前曾說過，可能未來工作重心會偏向交響樂和民樂，您多年來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廣歌劇，怎么看目前中國歌劇的現狀?

　　彭家鵬：推廣歌劇我覺得要兩手進行，一方面是西方的經典歌劇，另一方面我覺得更多的應該推廣原創歌劇。因為中國人習慣聽西方歌劇的還僅限于圈內人，老百姓(603883,股吧)不會去聽的，首先是語言障礙，其次是文化障礙，能去聽交響樂就不容易了。所以我們可能要打造一個更適合中國人聽的歌劇，用他們熟悉的語言，熟悉的音樂，熟悉的劇本，從這幾個方面著手，可以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交響樂版歌劇，一個是民樂版歌劇。

　　記者：您覺得自己的指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彭家鵬：其實指揮并不是一個多么瀟灑的職業，而是特別辛苦的。如果只為了自己的動作好看，去設計，再去排練，這就本末倒置了。首先應該想到的是，指揮像一個很冷靜的導演或將軍一樣，要在樂隊面前把音樂拆解得很清楚，告訴樂手應該怎樣去完成每個環節，然后把整個音樂“組裝”起來。這個時候，指揮要考慮如何跟樂隊在一起，參與到樂隊的演奏中，這才是一個職業指揮家應該做的事情。至少我個人是這樣認為的，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某一位指揮大師的動作，模仿他對音樂的處理方式，就不會找到屬于自己的方式。反過來說，我們去模仿小澤征爾也好，模仿卡拉揚也好，模仿得跟他們一模一樣了，指揮出來的也依然不會是卡拉揚的東西，這是不可復制的。所以我們永遠不要去做一個模仿者，也不一定非要做創新者，而是要做一個發自內心的音樂表演者，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速度、自己的力度、自己的音樂語言。然后就是積累，這不是天天在家看譜子就能練成的，需要更多的時間，更多地和不同的樂團、不同的音樂家交朋友，跟他們談藝術，聊音樂，去看很多大師的排練現場，這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彭家鵬口述 每個學音樂的人都有指揮夢

　　我父母都是在歌舞團搞戲曲，我八個月大的時候，就跟著父母去他們演出的地方，后來父母告訴我，只要舞臺上音樂一響，我就會跟著打拍子，大家評價說，“這小孩樂感很好，律動和音樂都是一樣的。”

　　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學習時，我學的是作曲、理論和鋼琴。有一次同學一起拍照，我做了幾個指揮動作，剛好就被指揮系的老師發現了。他說，“哎呀，你應該學指揮，感覺多好，比我們指揮系畢業生都好�！边^了兩天，那個老師又聯系我，問我有沒有興趣考指揮系。我覺得所有學音樂的人都把指揮看作最高境界，內心想學但苦于沒機會。可是，當時距離正式考試只有兩個月，他說，“沒關系，我教你一部作品，你先學會，可以作曲、指揮一起考。”我報考了作曲和指揮兩個專業，都考上了，最后選了指揮系。

　　碩士畢業后，1996年和1997年，我先后兩次去歐洲參加指揮大師班的學習。第一個大師班在荷蘭，是以俄羅斯指揮家康德拉申命名的，他一直在歐洲生活，是他把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管樂團推向了世界頂尖樂團的位置，在荷蘭影響力非常大。大家為了紀念他，專門設立了一個基金會。那個大師班非常難考，必須在康德拉申指揮比賽中獲得前三名才有資格報名。最后整個亞洲就錄取我一個，全世界選了12個人。

　　在中國，指揮技術的學習大部分以模仿為主。到了荷蘭，我開始獨立思考。樂團老師告訴學生應該怎么做，為什么要這么做，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還會教一些樂隊心理學知識，例如在樂隊面前該如何做一個領導者。那段時間的學習徹底改變了我對指揮的認識。雖然全世界只精挑細選去了12個人，但最后拿到證書的只有8個人，給我們發證書的是康德拉申的太太。

　　1997年，我又一次被破格錄取到烏克蘭的大師班。在那里我師從愛迪·羅丹和梅耶爾等世界著名指揮大師，他們培養的學生目前都活躍在世界一流交響樂團。我在這個大師班學習了弦樂的弓法、管樂的呼吸、各聲部的平衡，細到對每一個音符的處理。我以大師班第一名的成績結束了學習，并成功指揮了烏克蘭國家交響樂團的兩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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