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天津話的 國際級指揮家
采訪邵恩,是今年1月的一天下午,在天津一家醫(yī)院ICU病房外面的休息區(qū)內。他90高齡的老父親住進ICU病房,邵恩心急,常常從北京趕回來看望父親。但ICU探視只有半小時時間,他不能一直陪在父親身旁。
他非常焦慮。父親的治療費用每天5000元,“我很愛錢,我的錢都是我一場一場指揮掙來的,但是在我破產(chǎn)之前,我無法停止為父親治療,因為我從情感上接受不了!泵看螐谋本┗靥旖颍畮讐K錢的快車,到天津后乘公交車去醫(yī)院,關掉手機漫游,不在外面吃飯……他甚至有些神經(jīng)質地想節(jié)省每一分錢,想多為父親做點兒什么。
邵恩的父親是軟飲料專家,當年山海關汽水廠的總工程師!澳募易龀鍪裁窜涳嬃希腋赣H喝一口,就能說出配方!备赣H的這個本事到邵恩這兒變成了對音樂的敏感,“樂團那么多人,哪個樂手的聲音稍微低點兒高點兒,我都可以聽出來,這是職業(yè)。當然,一場音樂會,作品一定要好聽,得讓聽眾聽到作品里面的含義,如果只是音符準確無誤,聽不出什么東西來,這個作品就失敗了!
作為旅歐二十多年的中國指揮家,邵恩走過了曲折的音樂道路。
1977年恢復高考,已在天津歌舞團工作的邵恩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半年后指揮系招生,他報名考試轉系!爱敃r有兩個原因,一是我更喜歡指揮,覺得指揮在臺上很風光,年輕時也不懂作曲是很偉大的工作;再有我一開始考的時候覺得自己作曲水平還不錯,我寫弦樂四重奏、寫奏鳴曲考進去的,后來譚盾、葉小剛、郭文景、瞿小松他們都是我們班的,他們天天談現(xiàn)代派、先鋒派,那些洋人的名字我連聽都沒聽過,所以我趕緊改行,要不然學作曲以后永遠趕不上這些人!
1988年,已在中國廣播交響樂團工作五年的邵恩辭去穩(wěn)定的工作,前往英國北方音樂學院學習。1989年,他在匈牙利電視臺舉行的第六屆國際指揮家比賽中獲獎。1990年,他成為BBC愛樂樂團助理指揮,開始長期在歐洲工作。他稱自己是“個體戶”、“獨立指揮”,“我這個人沒有什么想要的東西,當一個人有想要的東西就成包袱了,所以無欲則剛。”
作為蜚聲國際的指揮家,邵恩身上沒半點兒架子。他穿那種特別普通的羽絨服,花白的寸頭有些凌亂,說天津話,就像路邊走過的那些老人一樣。言語之間,他也從不把自己區(qū)別于普通百姓!八囆g家再高級,家里水管子壞了也得找人修,社會分工不同而已。在臺上閃閃發(fā)光的明星,沒有臺下這些普通老百姓的支持,你算老幾?我也不會說到外面去跟別人辯論,但在我心中真正的楷模,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做了事情又沒有換來利益的人。我不反對做事情換來利益,指揮音樂會我也收錢,勞動所得,我有這個技能,應該得到回報。這是公平的。但我并不認為我是偉大的音樂家,我認為我是個普通人,因為很多人獻出了自己的青春、生命,做出了犧牲,沒有得到回報,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們的社會沒有這些人就不轉了,沒有指揮,照樣可以運轉得很好!
與其他的指揮家不同,邵恩很少談到自己的音樂理想,聊得更多的是文學、科技、環(huán)保、美食、童年往事以及職業(yè)操守、敬業(yè)精神、生活態(tài)度。但實際上,他的人生無論如何也無法與音樂分割。他堅定地認為交響樂的發(fā)展趨勢就是死亡,但這種趨勢,絲毫沒能改變他繼續(xù)努力將最好的音樂會奉獻給觀眾!拔覀儼迅哐乓魳纷龀梢槐P最普通的菜奉獻給觀眾,如果不是因為他們熱愛音樂,我們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所以我們首先要去愛他們,擺正心態(tài)以后,不管演奏什么,都會滿腔熱情地去打動人心!
如果有別的機會,我不會做指揮
記者:您說自己對音樂不是特別著迷,幾乎很少有音樂家會這樣說。
邵恩:你干一個職業(yè)就要把這個干好了,不一定這個職業(yè)就是你喜歡的。我對數(shù)理化比對音樂感興趣,我如果搞理工的話,會比現(xiàn)在更熱愛我的工作。我對音樂要說厭惡也談不上,但是至少把它作為一個職業(yè),或者作為藝術家我沒有感到什么自豪。我為什么不讓我的孩子學音樂,就是覺得音樂不是必需品,不聽音樂照樣活,但有病不治就活不了。治病花錢你就得花,音樂會的票你不買,唱片你不買,照樣活得挺好。
記者:那您怎么解釋您在音樂上的成就呢?
邵恩:沒法解釋。我沒有多么高的成就,我只是個普通的音樂工作者。如果說有點兒成就的話,也是來源于不懈的努力。把事情做好,是人的本能。做飯可口好吃,把一件襯衣疊整齊,車擦干凈,都屬于一個人對美的追求。一個人用這種理念去工作的話,不管他喜歡不喜歡,或者是不是第一喜歡的,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做好。作為指揮,既然上臺總不能太次了,不能讓自己聽著都難受。當然這也都相對的,你說我不喜歡音樂,不見得。
記者:以您的這種心態(tài),假如說在年輕的時候、沒正式進入音樂行業(yè)的時候,可能這條路很難走下去。
邵恩:如果有別的機會,我肯定不會選擇做指揮。當時我也是逃避上山下鄉(xiāng),沒別的機會,考歌舞團能夠在城里找份工作,要不然就得在農(nóng)村種一輩子地。其實我現(xiàn)在家里都住農(nóng)村,覺得農(nóng)村特別舒服,聽聽鳥叫,眼里都是綠的。但那時候農(nóng)村條件很艱苦,買根冰棍兒的地方也沒有,一提農(nóng)村都害怕,干農(nóng)活兒也是累極了,一天下來累得要散架,想抬一下手指頭都抬不動。千方百計要離開農(nóng)村。
記者:從您內心來講,您肯定不會輕視藝術,您認為藝術在您心中是什么位置?
邵恩:我不輕視,而且很重視。但我覺得首先藝術家和藝術本身是誠實的,如果指揮一場交響樂,我認為底下的觀眾聽不懂,我就指揮得亂七八糟,我不能容忍這樣,F(xiàn)在很多人想走捷徑,有些人靠嘴皮子賺錢,我特別不喜歡。假如說,我們生產(chǎn)一輛汽車,挺漂亮,開兩年就壞了,那么以后就沒人買這種車了。你聽一場交響音樂會,臺上出錯了,可能你也聽不出來,就因為聽不出來,我們就可以問心無愧地去糊弄人嗎,不行吧?良心過不去。如果把交響音樂會比作一個商品,那么我們就應該保證質量,不能不好。
知識掌握得越多,面對作品越有信心
記者:我覺得您有一種自嘲精神,沒把自己擺到一個高位上。
邵恩:第一是高處不勝寒,不把自己擺高,就沒人盯著你犯錯誤。再有就是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比如生與死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比如上帝給每個人的時間都是一樣的,當然,你用這個時間來干什么每個人都不一樣。
記者:在高雅音樂領域您是一位比較另類的指揮,您會把這種另類觀念帶到您指揮的作品中去嗎?
邵恩:我承認我是另類,但我這個另類不是說我硬要另類,而是建立在對文學、藝術的借鑒上。比如在指揮中國作品的時候,更多要懂得中國的美學,懂得中國的書法、詩歌、詩詞、繪畫崇尚什么東西。比如看《聊齋志異》,不能只看愛情故事,蒲松齡為什么寫這樣的故事,他體現(xiàn)了什么心情,在他們那個時代什么是真正的善良、真誠和愛?要思考這些問題。
中國人表現(xiàn)愛的方式和西方人不一樣,我老舉一個例子,一個美國女孩愛上一個男孩會說我愛你,一個中國女孩愛上一個男孩會說你討厭,中國人是含蓄的,若即若離、半推半就。對音樂的理解和詮釋離不開這些東西。我這個人有一個優(yōu)點,善于把這些看似沒關系的東西組合在一塊兒,為我的指揮服務。我比較喜歡看書,我看的書在我們這一代指揮中不敢說是最多的,但算是比較多的,包括自然科學、四維空間、黑洞學說、流體力學、宗教,這些書我都看。
記者:您的知識結構對您的指揮有什么樣的幫助?
邵恩:比如說奏鳴曲式,一個譜子上標著P表示輕聲,F(xiàn)是大聲,兩個F是最大聲,但交響樂一個樂章比如說是十分鐘,有六七個地方標著F,是不是都是一樣的音量?不是,標著兩個F的地方,有的應該更響,有的應該稍微差一點兒,它是隨著音樂發(fā)展的邏輯而變化的。這個音樂發(fā)展的邏輯跟哲學有關系,又跟建筑學有關系,奏鳴曲的再現(xiàn)部,就是主題回來的時候,一般來說正好是樂曲進行了三分之二多一點兒,就是黃金分割的比例。包括物理、化學,很多科技的東西跟藝術也是相通的,比如說線性數(shù)學,一條線可以無限延長,但是總有頭,兩個頭接起來變成一圈,就不再有頭了,可以無限轉下去。那么音樂呢,音樂是時間的藝術,從第一個音符到最后一個音符,它并不是平的,從第一個音符開始去揭示一個東西,當這個東西揭示得很完整的時候,要轉回來。這些知識掌握得多,面對一個作品的時候就更有把握,更有信心。
每個指揮對音樂的表現(xiàn)都不一樣
記者:如果您指揮一名小提琴手演奏一首樂曲,您會給他講些什么?
邵恩:作為職業(yè)音樂家一般不需要講太多,當然具體的東西,比如這段音樂表現(xiàn)的是什么情感,悲傷還是歡樂,悲傷和悲傷也不一樣,有的悲傷是大哭大鬧,有的是眼淚往肚子里咽,有的作品是失去愛的悵惘,有的作品很冷峻,對殘酷現(xiàn)實的畏懼、恐懼,不一樣,體現(xiàn)了作曲家的思想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時候我們要求樂隊要求得很具體,這地方不要揉弦,這個地方節(jié)奏再硬一點;或者管樂吐音要軟一點,不要硬的吐音。這些說法其實樂隊更愿意接受。一首樂曲,情緒不一樣,但是都對,你是指揮,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對一個作品的體現(xiàn)要有多方面的考慮,每個指揮都不一樣,就像魚香肉絲這道菜每個廚師炒得都不一樣,有的酸口多一點兒,有的甜口多一點兒,有的麻辣多一點兒,一樣就壞了,成標準件了。
記者:您把味覺的享受提升到了藝術享受的層面。
邵恩:你聽交響樂,歌劇,你覺得很好,證明你聽覺很敏感,是種享受;味覺也一樣,我父親是搞食品的,他老說食品美學,一個食品第一重要的不是營養(yǎng),是好吃,味覺好,如果營養(yǎng)豐富,但不好吃,就不好賣。味覺、嗅覺、聽覺的享受都是一回事。我很自豪我好吃,好吃并不是壞事,中國人批評的是好吃懶做,我好吃但并不懶做。我做飯的技術比指揮好,但是沒有時間做,收拾食材太費勁。味覺也是藝術,法國人的葡萄酒、奶酪,中國人的豆腐、茶,都是藝術,都是文化,區(qū)別在于食物是每個人都需要的,有生存的成分,當然現(xiàn)在說句良心話,人們吃一種食物,生存的需求是次要的,現(xiàn)在人吃飯是為了享受。
我更喜愛流行音樂
記者:您認為交響樂的趨勢是什么?
邵恩:死亡。
記者:到什么時候死亡?
邵恩:不好說。兩三百年以后?不需要了。并不是說人類退化,是需要的東西在改變。交響樂最興盛的19世紀,沒有電子音樂,沒有電視,沒有電腦,德沃夏克的《摩拉維亞之聲》二重唱賣了多少個拷貝,出版商賺了大錢,為什么,因為那個時代中產(chǎn)階級周末最大的樂趣就是開家庭音樂會,娛樂內容和現(xiàn)在不一樣。時代更迭,人的生活方式在逐漸改變,古典音樂在人類生活中占的比例在縮水,包括西方,終有一天縮到?jīng)]有為止。
記者:假如您生在現(xiàn)在這個時代,您會搞流行音樂嗎?
邵恩:如果從個人愛好來講,我對流行音樂的喜愛程度比古典音樂要多。我看《戰(zhàn)爭與和平》感動得不得了,但是心情很沉重;看《007》就覺得很爽,特別愿意看。這些東西沒有好壞高低之分,作為普通人來講,不管白領藍領,工作壓力比以前大得多,休息的時候不再需要壓力,不再需要貝多芬,而是需要周杰倫。每天很累,為什么還要找別扭?現(xiàn)在社會需要的不再是沉重的藝術,再去弄這些,實在承受不起。
記者:很多人可能會因為聽交響樂有很多規(guī)矩,很受束縛,索性就不去聽了。
邵恩:我一點兒也不認為非要遵守劇場禮儀。劇場禮儀只是一個形式,我在國外一些很有名的劇場,很有名的樂團演奏,樂章之間觀眾仍然有人鼓掌,甚至很熱烈。樂章之間不能鼓掌是歐洲一部分國家的禮儀,在美國很多城市,樂章之間是可以鼓掌的,那么這個所謂的禮儀,并沒有一個真正的世界標準。觀眾鼓掌,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演奏得好。因為中國沒有那么多內行的觀眾,要求觀眾對交響曲四個樂章的結構都理解,能給別人講奏鳴曲式,這是不可能的,觀眾聽到好聽的聲音鼓掌,是對我們的鼓勵。所以每次觀眾樂章之間鼓掌,我都會回頭來輕輕鞠躬,意思是說,這個作品沒有完,但是我要對你們的掌聲表示感謝。
如果我們想讓老百姓進音樂廳的話,我們就不能勒令他們什么,不能勒令他們都穿禮服,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條件,只要他們熱愛音樂,對臺上的演員有一定的尊重,穿比較整齊的衣服,這不是什么禮儀問題。
邵恩口述
在夢里我;氐
天津的小洋樓
我總做一個夢,回到童年的家—黃家花園的一幢聯(lián)排別墅。
我父親是天津人,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工學院應用化學系,被山海關汽水廠聘為品質控制化學師,后來成為總工程師。我父親特別喜歡音樂,平時省吃儉用買唱片、買譜子,他收藏了十個版本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膠木唱片,對比著聽。他的音樂知識很豐富,對作品、對作曲家知道得很多。那時候我們全家最寶貴的財產(chǎn)是一架鋼琴和裝滿了三個大柜子的幾千張唱片。小時候父親教我看總譜,聽唱片時告訴我是什么樂器在演奏,黑管什么聲音,長笛什么聲音,都能聽出來。他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好萊塢電影特別感興趣,哪部電影誰導演的、誰主演的,故事梗概是什么全門兒清,很多臺詞對白都能背下來。但是我父親并不想讓我學音樂,他相信科學救國,所以后來我兒子學化學,我父親特別高興。
我開始上普通小學,我母親是音樂教師,在她的堅持下我上了兩年音樂學院附小。老師覺得我不行,跟我父親母親說,這孩子不適合學音樂,沒什么培養(yǎng)前途,也不好好練琴,調皮搗蛋,對音樂也不感興趣,還是去上普通學校吧。他倒說得對,我直到現(xiàn)在都不是特別喜歡音樂,音樂是我的職業(yè),但我對音樂不是特別著迷。
我又回到了普通小學,但我母親仍然不死心,專門請王進德老師教我小提琴,他是當時天津最好的小提琴老師之一。
1971年我上山下鄉(xiāng),正好天津歌舞團招學員班,跟工廠的學徒工待遇一樣,每個月17元錢。在王進德老師的幫助下,我考上了天津歌舞團,彈鋼琴,也搞打擊樂。我跟施光南一起共事過幾年,他是我特別敬佩的人,我覺得他寫的東西特別好聽,而且他有時候給我講些事情,我覺得很有道理。那時候什么也不懂,特別想作曲,自己也寫點兒小曲子。我在天津歌舞團工作了五年,1978年恢復高考,我報名考取中央音樂學院,離開了天津。
我覺得,人這一輩子出生在哪里是沒法選擇的。我生在天津,我愛天津,我自豪,所以我現(xiàn)在很多場合也都說天津話,即便說普通話也是天津味兒的普通話。天津人有很多優(yōu)點,按照天津人的審美標準,尖酸刻薄的人都該被唾棄,我很欣賞這一點。所以我也一直是找出天津人的優(yōu)點,去繼承,發(fā)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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