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一名內蒙古邊城的小學生和同學們走進電影院，觀看了為慶祝建國15周年而創作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影片，那時，這個小學生的角色是一名小小觀眾;2009年，已經來到北京工作30多年的這名小學生，出現在人民大會堂，觀看著為慶祝建國60周年而創作的另一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復興之路》的排練，此時，他的角色是《復興之路》的文學總執筆。

　　他是任衛新，國家一級編劇、著名策劃人、撰稿人、詩人及歌詞作家。回想起當時的經歷，任衛新感慨萬千，“當年那個在邊城電影院里看著《東方紅》的小學生那時恐怕做夢也想不到，多少年后他會在北京、在人民大會堂，為一部具有同等國事盛典意義的作品出任文學總執筆吧?”，但傳奇故事，就是這樣發生了。

　　談王昆音樂會：“撰稿人非我莫屬”

　　去年底，從事文化產業工作已經很少做晚會的任衛新受邀擔任“紀念王昆專場音樂會”的總撰稿人。對此，任衛新表示：“由于導演王冼平說，這場音樂會的撰稿人非任衛新老師莫屬，并親自電話相約，于是我就被請去了，這件事兒也確實非我莫屬。”

　　多年來，任衛新在《詞刊》雜志開著專欄，每期就一首歌的歌詞鉤沉，挖掘其創作背后的故事。期間，他對王昆及王昆的先生、著名音樂家周巍峙的作品均有過著述，對兩位老音樂家都非常熟悉。

　　接手“紀念王昆專場音樂會”后，任衛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策劃會上，調整了一些音樂會原有的設計。“原本音樂會的結尾是《讓世界充滿愛》的演唱，但我堅持改換成將《北風吹》放在結尾。”任衛新認為，作為王昆，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每個人都會唱的歌劇《白毛女》中的《北風吹》。也許有人說不出演唱者的名字，但“北風吹”就是王昆。

　　此外，把王昆演唱的《北風吹》轉化為大合唱放在音樂會的最后，還有更深的用意。“北風吹，雪花飄。走過嚴寒，就是花的原野。其實我們民族歌劇與聲樂探索發展的道路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作為曾成功策劃過許多大型電視專題節目、大型文藝晚會的策劃人、撰稿人，任衛新表示，他在創作一臺節目時最注重的就是“文化內涵”和“反思維意識”。“根據我多年來的經驗，總結出來一條：就自己而言，第一思維所想到的往往沒什么更高的價值，因為你第一思維所想到的東西別人也會想到。”

　　正因為自己總喜歡有著異于別人的想法，任衛新說，在做策劃這件工作中，對他來說，最難的永遠不是想出一個好點子，而是如何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創意。

　　談創作：創作是一種個性的勞動

　　任衛新的性格非常直率，為了說服別人接受的自己的創意，他常在策劃會上，站起來急赤白臉地為自己的創意拉選票。“一個創意是非常脆弱的，拿出一個創意本身已經很難了，但要說服大家認可，卻要比創作本身還要難上百倍!”

　　如今，做任何大型節目都要開策劃會，大家進行討論。任衛新對此并不茍同。其觀點是，“我不知道集中許多人討論這件事兒是什么時候形成的?真正偉大的藝術其實不見得是大家討論出來的。”任衛新說，“在創作《紅樓夢》時，曹雪芹跟誰集體討論了嗎?貝多芬創作《歡樂頌》以及小仲馬創作小說《茶花女》和威爾第創作歌劇《茶花女》時，我就不相信他們還得跟誰進行集體討論?”

　　2014年12月1日，任衛新與著名導演趙明合作的壯族巖畫音樂舞蹈詩劇《花山》正式上演，在歷經3年的創作過程中，導演趙明與任衛新相互之間享受的就是這種足夠的創作自由和尊重。“我們合作非常愉快，有時倆人在一起思考，一下午并不怎么說話，但最后就是能夠通過各自的思考去解決難題。從舞美到燈光到服裝到音樂，趙明都是這樣，一個一個去談。我喜歡這種工作方式。”任衛新認為，創作是一種非常個性的勞動，參與的不倫不類的人越多往往越麻煩。

　　不過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任衛新說有時也只能無奈地接受、出席這些需要眾人討論的場合。“與我合作的很多優秀導演都熟知我的性格，我既然參加了討論會，就肯定要表達我的觀點，從不做隨聲附和的事兒。一些大導演多年來都很習慣和我進行這種有碰撞的合作。絕不會像有些小肚雞腸導演，從此再不找你。”

　　談成長：愛寫詩的建筑工人

　　現在，“犀利個性”已成為任衛新鮮明的標簽，他總敢于直言，發出與別人不一樣的聲音，然而這般犀利性格卻并不是與生俱來的。

　　任衛新于1952年生于內蒙古呼和浩特，小時性格非常內向。“在小學和中學，我幾乎一天都不說一句話的。用北京人的話來講，就是天生‘怵窩子’!”據任衛新介紹，小時候惟一的愛好就是看書。

　　68屆初中畢業，任衛新趕上了“上山下鄉”，但由于家庭出身問題，報名去兵團未獲批準。后來招工他選擇了建筑工人。“當時的想法就是想走出去看看世界。現在好多人一提起做建筑工人好像特沒面子，但我們那時做建筑工人，戴個安全帽，在大工地里生活，是有一種壯志豪情，很威武的。”

　　任衛新作為內蒙古建筑公司的一名鉚焊工，一干就是7年。“直到現在，我對建筑的鋼結構都很內行，而且好多活兒現在還能干，家里裝修時，沒有電焊工，我就讓他們給找來設備，自己親自上焊鋼鐵構建。”任衛新說，這就叫藝多不壓身吧。

　　在做建筑工人時，由于喜歡讀書，任衛新開始了業余創作，他常把對生活的感悟偷偷寫進日記本里。“當時喜歡寫一些五言、七言不律的律詩，特怕別人看見，筆記本都藏在沒人發現的地方。”據任衛新介紹，后來，他在單位的業余演出中，除了上臺做些小配角之外，開始嘗試寫一些三句半、對口詞節目，逐漸與創作結緣。

　　談轉折：創作生涯從報社開始

　　與創作結緣后，任衛新逐漸在建筑單位中有了些小名氣。“大家知道我會寫東西之后，就開始讓我幫著寫車間、班組的總結報告，再之后，就變成了一名業余通訊員，有了參加新聞通訊培訓班的機會。”

　　在一次參加培訓班時，任衛新認識了建筑系統一位專職報社通信員，對方看了他寫的小詩后，悄然送到《呼和浩特日報》副刊編輯部。“我完全不知道他會把我這些私密的東西送到報社!直到有一天打電話讓我去一趟報社，令我大驚失色。”就這樣，任衛新忐忑不安地踏入報社大門，回憶當時的心情，任衛新說，那簡直神圣有如步向天堂之門。

　　1976年，中國廣播藝術團在全國范圍內招募人才，姜昆、殷秀梅以及后來寫出歌曲《鄉戀》的張丕基都屬于這一批。任衛新幸運成為其中一員。“當時來內蒙選拔，主要招募創作組的歌詞創作人才。”據任衛新介紹，他們到了內蒙古后找對口單位的廣播電臺，推薦知名作者、詩人進行選拔。專業知名的老作者沒有被選中，而業余的青年作者任衛新被列入視線。“當時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沒抱期望，有一搭無一搭，就把發表和沒發表的一大捆全交上去了。”傳遞信息和遞送的，就是當時廣播電臺一位年輕的音樂編輯，后來成為了他的妻子。之后，任衛新的作品被迅速寄回北京，總團領導深被一個年輕業余作者的創作精神所感染，當即批準。任衛新來到了北京。

　　談未來：不想再做快餐文化

　　1976年8月18日，任衛新來到北京，進入專業團體，任衛新一邊適應著“不坐班、沒人管”的新生活，一邊開始努力進入專業學習。“要從詩人變成專業歌詞作家，我每天基本都是在圖書館或聽音樂度過的。”后來，任衛新又進入中國音樂學院音樂文學專業，“音樂學院的學習讓我又上了一個臺階，培養了我嚴謹、縝密的治學精神。直到現在我對歌詞以及文字都是非常苛刻挑剔的。”

　　如今，任衛新已創作《永遠是朋友》等上千首歌曲，并為許多大型電視專題片、大型晚會，包括多屆春晚策劃撰稿。“做撰稿人，主要是隨著電視的發展而進入的。最開始給團里的藝術片撰稿，導演邀請的是鄧在軍。之后越寫越熟練，就逐漸融入擴展到這個行當。”

　　不過，現在的任衛新卻逐漸淡出了很多晚會。“如今的電視已經熒屏千家同質化地落入到了一種速配、選秀、婆媳大戰之類的缺乏營養的快餐文化，我想做點能夠留下來的東西。”據任衛新介紹，他希望能更多創作一些回歸舞臺藝術本體的歌劇、舞劇、舞臺劇。“3月下旬有一臺根據沈從文小說《邊城》改編的舞臺劇上演以及其它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項目。”任衛新說，希望今后能更多完成這種“有成就感”的創作。

　　最后，當任衛新得知本報人物版為“傳奇”時，他笑稱：“我哪是什么傳奇?我能把傳奇寫好就不錯了!” （楊霄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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