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不久前在京召開。對于我們的文化建設而言，這是一項特別需要關注的工作，是一個我們必然置身其中且應當順勢而為的進程。會議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推進城鎮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

　　很顯然，這里的“擴大內需”包括文化內需的擴大;這里的“產業升級”包括文化產業的增長;這里的“協調發展”包括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而這里所謂的“三農”問題的解決，更意味著文化的轉型發展。這是因為，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現代化是依托工業化、城鎮化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這是一個城鎮化與工業化、現代化相伴而行、相互促進的過程。也就是說，城鎮化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也必然驅動文化的轉型發展并將主導現代文化的發展進程。此間“現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邁進，就是鄉村文明向城鎮文明的變遷，就是知識守恒向信息裂變的轉換，就是文化傳衍向文化轉型的跋涉!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就其主導方面而言是農耕文明。以農為本、以農立國不僅因為“三農”問題是中華民族傳衍與發展的基本問題，而且也是因為國家的律法規制與道德操守也深深根源于斯、維系于斯。中國的傳統文化及一以貫之于其中的文化傳統，就其本質而言是求善重于求真且趨美重于趨利。這種重倫理輕邏輯、重感悟輕功利的人生信念幾乎滲透在所有的生活儀式、人際交往、精神陶冶、休閑娛樂之中。不僅作為人生信念的文化內容是如此，對其加以呈現的文化形態也顯得不悍不火、不躁不急、不濃不艷。繪畫“計白當黑”的寫意、戲曲“以一當十”的虛擬、民樂“大音希聲”的空靈……無不在其底蘊上沉淀著農耕文明，流連于鄉村境界。

　　現在，“城鎮化”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降臨了。“降臨”的真實含義是：到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已達到7.1億，城鎮化率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顯然，對于我國來說，“城鎮化”意味著重大的歷史變更;但從僅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城鎮化率”來看，我國還會因勢利導地推進這一“自然歷史過程”。就“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言，可以斷言城鎮化也將驅動文化發展的現代化。固然，現代化不是“西化”，尤其不會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西化”;但具有較高“城鎮化率”的西方發達國家，由城鎮功能決定的建筑文化，由市民需求引領的休閑文化，以及由文化流動、交集、包容而形成的契約文化，都可能成為驅動我們文化轉型發展的“他山之石”。看看安德魯在我國多地留下的包括“國家大劇院”在內的建筑樣本，看看音樂劇這一“都市新演劇”演繹的“大市民倫理”，看看高新科技催生的文化新業態及其內容生產的新理念……我們不得不承認，“城鎮化”已然驅動著我們文化的轉型發展。

　　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首先體現為文化生產對市民文化消費需求的順應。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鄉村文明，培育出的文化消費心理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在時空觀上，體現為“春種秋收鬧冬閑”的“年周期”，這種“心理期待”適應節奏平緩且循環往復。二是在技藝觀上，體現為“有起有合有承轉”的“線性美”，這種“心理期待”適應材料天然且技藝單純。不僅泥人、皮影、窗花、麥秸編等工藝文化就地取材，而且歌舞、曲藝、雜耍、地方戲等演藝文化亦率性而為。城鎮，特別是都市文明在這兩個方面都體現為與之迥異的文化消費心理：時空觀上，市民生活節奏是“作五息二度周末”，節奏提速且阡陌縱橫;技藝觀上，由于文化的流動、交集、包容乃至融合，市民們更向往材料的復合與手段的“交響”。在這種轉型期，我們總能聽到“靜一些”“慢一些”的訴求，其實就體現出轉型期文化消費心理的落差。

　　其次，城鎮化對文化轉型發展的驅動，體現為高新科技對都市文明的不斷提升和持續建構。說“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包含著這樣一個判斷，即都市文明是比鄉村文明更現代的文明。而這個“現代”或曰“現代性”的主導方面，就體現為都市文明構成中的高新科技含量。數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預言：美國的新技術革命和中國的城鎮化，是21世紀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似乎也可以說，城鎮化和與之緊密相伴的新技術革命，也是帶動我們文化發展的兩大引擎。事實上，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會給文化的發展帶來革命性變化。我們當前文化建設中對“文化與科技融合”的強調，其實也是我們城鎮化進程中最重要的文化建設舉措。這個融合有利于轉變文化發展方式，促進文化又好又快發展;有利于豐富文化樣式業態，滿足人們多樣化文化需求;有利于掌握文化發展的主動權，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