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莉：我想解釋的是，花腔是更好詮釋演唱者內心感受的一種方式，你可以有悲傷的花腔，唯美的花腔，你總是需要花腔來詮釋當下的感受和角色所要表達出的所在狀態，同時還要講好故事。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在18世紀的時候，演唱者都不會按照作曲家在譜子上寫出來的音符規規矩矩演唱，對他們來講，總譜只是一個基本音樂的框架，作曲家為他們處處留出了發揮的創造空間。他們會用自己理解的方式把或多或少的裝飾音演唱出來，這樣能夠更好地詮釋自己對音樂和角色的感受，塑造好角色，演唱出來的現場效果是最終的評判。在18世紀，這種創作和再創造的演出方式就開始嘗試和使用了，這非常像今天爵士樂的演奏觀念，而這也正是我在做的事情。

　　記者：我也看到在薩里埃利專輯說明書里說到的，在你準備期間到圖書館去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你從中找到了什么有價值的東西?

　　巴托莉：薩里埃利，哈!首先要澄清一個事實，薩里埃利沒有殺死莫扎特!那只是一個電影故事。事實上，薩里埃利是一個很棒的作曲家，那個時代，還有海頓也是很棒的作曲家!當然了，莫扎特是個偉大的作曲家!好的作曲家都是天才，所以對于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深入地去了解這些天才，更進一步地知道天才是怎么產生的。我唱過很多海頓的作品，我也演唱很多莫扎特的作品，這讓我更多地了解到莫扎特在世的時候，現場的音樂演奏是什么樣的情況。這對我很重要。薩里埃利在莫扎特時代是個很好的音樂老師，對非常多的我們后世認為是偉大的作曲家都有過很大的影響，比如，舒伯特也是他的學生。當然，把舒伯特和莫扎特作比較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但是研究他們的相關資料卻是對我非常重要的。

　　記者：你的馬利布蘭專輯很特別，因為你是在向一位200年前的“前唱片時代”，也就是沒有聲音資料的時代的歌唱家致敬。詮釋作曲家很容易，因為只要有他的譜子就可以，但是您怎么還原一位歌唱家的歌唱，包括她的技術和聲音特質。

　　巴托莉：當然在重新還原馬利布蘭的聲音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沒有人能做到。但對我來講極具吸引力的是，在她之前沒有女人站在舞臺上歌唱，而且是演主角的。馬利布蘭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Diva，第一個真正的歌劇女王。她與李斯特交往甚密，李斯特以及那個時代的很多偉大的作曲家，都曾經專門為她而創作聲樂作品，她的歷史意義和象征意義都是必須正視的。另外，對于我非常有意思的是，馬利布蘭演唱的很多作品也正是我剛剛起步開始歌唱生涯所演唱的;更巧合的是，她的爸爸是一個男高音，我爸爸也是個男高音，她的媽媽是個女高音，我媽媽也是個女高音老師。她來自一個音樂世家，我也一樣，這正是我找到了和她的很多共同點。正因為如此，而生發出錄制這張她演唱過或者首唱作品專輯以表達對她的崇敬之情的計劃。

　　音樂理想“歌唱家應該在思考之后再表演”

　　記者：你怎么在人們希望你演唱的樂曲和你自己希望演唱的樂曲之間做平衡?我們都知道你拒絕演《卡門》。

　　巴托莉：今年我們在薩爾茨堡復活節音樂節上演出了貝利尼的《諾爾瑪》。當時我們思考兩件事，一個是什么是作曲家真正希望的，另一個是我們又能融入什么新的東西進來。這部歌劇1831年在米蘭上演的時候，諾爾瑪的扮演者是花腔女高音帕斯塔，阿達爾吉薩則是由茱莉亞·格里西扮演。今天在通常情況下，諾爾瑪會由戲劇女高音來演唱，阿達爾吉薩則由女中音演唱。但這不是貝利尼希望的，這正是我找到的在今天如何去演繹《諾爾瑪》的新視角，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找到演繹《卡門》的新視角，我也會去演。

　　記者：這種新視角對音樂家重要嗎?

　　巴托莉：我認為為作品帶來新的視角是很重要的，當我想要去飾演一個角色或者唱一首歌曲的時候，是因為這個作品讓我有想表達的東西。只有當你自己有想表達的東西時，演唱的時候才能加入自己的理解、你自己的個性。在《諾爾瑪》當中，我就有想要表達的新視角，今年的這次演繹肯定是一次新的表達。歌唱家應該在思考之后再去表演，這是成為偉大歌唱家的前提。

　　記者：你提到了薩爾茨堡音樂節，20多年前你第一次有機會在這里演出，如今你成為音樂節的藝術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