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家一級編劇呂育忠創作的桂劇《七步吟》令我受到深深的震撼。以創新思維彰顯創作個性，是《七步吟》藝術上突出的特點。該劇沒有多余的人物，沒有枝枝蔓蔓的累贅，主旨突出，人物個性鮮明，收到了簡約、詩意、唯美之效果。創作既尊重歷史，又不被歷史所束縛，而是在重新認識歷史的基礎上，表達作者對歷史和人物的思考，彰顯自己的創作個性。

　　在一個婦孺皆知的經典故事中創新，如果劇作家沒有對歷史發展的深刻洞察，沒有對社會現實的宏觀關照，是很難做到的。有人說任何歷史劇都是當代劇，這話有道理但不能絕對。《七步吟》的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分寸把握是非常得當的。劇中既沒有生硬地“塞”進當代的東西，把歷史弄得不倫不類，也沒有被歷史所局限，而是把自己的思考融入藝術形象的塑造中，通過人物的性格與思想情感發展、變化，體現出一種“當代意識”。以往寫曹氏兄弟的故事，常常出現貶曹丕揚曹植的現象，以權力之爭代替一切，實際是把歷史人物簡單化了。該劇依據歷史事實去評價人物，不僅寫出了曹丕、曹植為權勢而爭斗的社會政治矛盾和心理矛盾，也寫出了同胞兄弟的骨肉親情，深入探討了兄弟二人各自行為的現實性與合理性。劇中對歷史人物曹丕、曹植形象的塑造就是在對其深刻認識與深度思考的基礎上完成的。

　　曹丕的才情、文采趕不上弟弟曹植，但是具有爭強好斗的性格與狠毒心理的他又不服輸，把曹植的詩稿拿去向父親表功，橫刀奪走了甄逸女——曹植的所愛；但在處理復雜的國事問題上他果敢、善斷，能力超過了曹植。曹植有蓋世的文才，可遇事優柔寡斷，缺乏治國安邦之膽略。盡管他時刻想著“繼父業恢宏大業，開疆土興農商造福家邦”，但善良、多情、懦弱的性格捆住了他的手腳，使他常常跟不上歷史發展的前進步伐。當兩兄弟間的親情遇到關乎切身利益、地位與權勢的時候，矛盾自然就產生了。尤其是曹丕大膽闖宮爭得王位之后，為了自己的顏面和獨霸地位，無論如何不能讓才高過人的弟弟“壓”在自己的頭上，而且還要耍手腕“搶”弟弟的“心上人”甄氏。因此，他登上王位的第一件事就是貶曹植為安鄉侯，流放邊遠之地，一是免除曹植對王位的威脅，二是“斬斷”甄氏與曹植的情感。然而，他自以為得意的“安排”卻引發了相反的效果。甄氏不顧他的顏面為曹植送別，其依依不舍之情使他醋意大發，因而生出“殺弟”之念，劍拔弩張之勢一觸即發。而曹植的固執更增加了他最后下定殺弟的決心，為此演繹出“七步成詩”的險境，直欲置曹植于死地，以致曹植在七步之內吟出《七步詩》后，他還要蠻橫地強說他已經走了八步。

　　當曹丕以八步成詩強逼曹植飲下毒酒之時，甄氏突然出現，搶先一步飲下毒酒而死。此時此刻，甄氏的死不只是為了愛情，更是為了家國大業。她的死猶如警鐘、驚雷，震醒了曹氏兄弟。曹丕從“殺弟”到希望與曹植“同舟共濟”的思想轉變，可能不是歷史的真實，卻是歷史發展的可能，是作家面對今天現實思考的結果。德國著名戲劇評論家萊辛說：“劇作家并不是歷史家，他的任務不是敘述人們從前相信曾經發生的事情，而是要使這些事情在我們眼前再現。讓它再現，并不是為了純粹的歷史真實，而是出于一種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圖。”這種“更高的意圖”就應該是創作者創作個性與創作意圖的體現。從這一點來說，該劇的創作不只是描寫了歷史，刻畫了歷史人物，而且是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豐富了歷史細節，光大了歷史精神，并賦予歷史人物以嶄新的生命。

　　此外，導演楊小青、龍倩在該劇中的創新就在于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以寫意與寫實相結合的藝術手法，營造舞臺氣氛，塑造人物形象，為演員的表演提供了充足的展示空間。演員對人物性格的分寸把握恰到好處，通過演人達到演戲的目的，激情飽滿，純真透明，使觀眾看到了人物的真性情，領略到了人性的力量。如高紅梅、吳雙，就演活了人物的真實思想和情感困惑。(中國文化報/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