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瑛  攝/法制晚報記者 付丁　制圖/李銘

　　害怕透支 赴美國充電 年過六旬 仍打拼事業

　　留洋媳婦 回娘家辦學

　　1979年的亞非拉歌舞晚會上，朱明瑛涂得一身黝黑走上舞臺，唱起了陌生的扎伊爾歌曲，征服了所有觀眾。

　　成名之后，她主動學英文、申請出國學習，做著與那個時代格格不入的事情。1985年，她在美國從零開始，在生意場上打拼。

　　如今，辦學成為朱明瑛事業的唯一重心。她創辦的北京國際藝術與科學學校，因學費相對低廉，以至于這位61歲的“海歸”藝術家，還需要靠四處“走穴”等方式籌措資金支撐學校。

　　性格極其要強、精力極其充沛的朱明瑛卻覺得這樣很值，她誓要把國外先進的教育理念帶到中國，并樂于為此奉獻全部。用她的話說，讓她退休做家庭主婦？簡直沒法活了。

　　愛上藝術 先學舞蹈 26歲改行唱外國歌

　　FW：您小時候那個時代，多數人的理想應該都是科學家之類，您怎么顯得很另類，要當演員？

　　朱：我從小酷愛藝術，酷愛藝術的各個門類，這是我骨子里本來就準備好了的。四五歲的時候在大眾劇場看評劇《劉巧兒》，對新鳳霞的表演崇拜至極。

　　后來我經常找借口跑到劇場的后臺，通過門縫或鑰匙孔去看演員化妝，那時候我就給自己設定好了，將來一定要當演員。如果不讓我從事藝術，我就去死，沒有第二條路可以選擇。

　　FW：小時候您家里有條件幫您實現夢想嗎？

　　朱：沒有，那時有錢的孩子都學鋼琴，我家沒錢，學不起。我就趴在窗戶上，看人家學鋼琴，手指頭跟著在窗臺上練習。后來我上舞蹈學校以后成了音樂課代表，是我們班鋼琴彈得最好的。

　　其實我媽媽特別熱愛藝術，我小時候她常帶我去看電影。當時特別流行印度電影，有時候我聽到誰家傳出收音機播放的《兩畝地》、《流浪者》的舞曲，能冒著大雨站在外邊幾個小時，直到全聽完。

　　FW：您從小學跳舞，后來改唱歌了？

　　朱：那時文革剛結束，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都26歲了，不可能在舞蹈上走得更遠。后來鄧麗君的歌進來了，我也接觸了一些載歌載舞的國外的表演方式，我就想試著那樣唱歌。

　　但那個年代沒人敢說舞蹈演員可以改行，想都沒有人敢想。

　　我就試著在樂池、幕邊，為跳非洲舞的節目去伴唱，后來樂隊的人說我學音樂要比跳舞更有出息，我一下子有自信了。

　　FW：您那時怎么想到把自己化妝成黑人，還專唱外國歌？不怕被批判嗎？

　　朱：我一直就是被批判的對象！我這種沙啞的嗓子，那時候叫喇叭嗓子，在中國聲樂界是不被認可的，說我不配唱歌。那我只好自己找外國歌唱，唱非洲歌曲，周總理當時號召東方歌舞團“學好學像”，我就練到自己聽自己的錄音和原聲都分不出來。

　　雖然當時批判我的聲音很多，但我意識到中國已經開始改變了，所以沒有犯罪心理，只有冒險心理，而且這種冒險又充滿誘惑力，我本身又是豁得出去的性格，所以愛誰誰了！

　　離鄉背井　赴美10年　學到了如何經營文化產業

　　FW：您那時候算是中國內地最前衛的歌手了吧？

　　朱：那時候沒有“前衛”這個概念。我是半路出家的，就是憑著一股勁豁出去了，什么都不怕。我當時能用26種語言，現在能用31種語言唱世界各國歌曲，我算是中國歌手里積累曲目最多的一個。

　　我結婚很早，離婚也很早，當時挺痛苦的。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就想，如果讓我選擇要家庭還是要事業，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事業。

　　FW：后來您決定出國有家庭原因嗎？

　　朱：沒有。到了上世紀80年代，我雖然不被中國音樂界認可，什么都不是，但卻在老百姓中間火得一塌糊涂，我是自信到那個份兒上才出國的。

　　而且當時無休止的演出，我也已經透支了，我知道自己該充電了。于是，我先跟文化部要求到非洲學習，人家說非洲沒有音樂學校。后來我去了美國，就奔著有黑人音樂的地方去了。

　　FW：出國做了什么準備？您外國有親朋？還是有英文基礎？

　　朱：我決定去，國家同意了，然后我背包就走了。在國外我誰都不認識，就英文還行。唱歌之前我在團里就是一個無名小演員，人家去國外演出就把我當成老弱病殘留下來了，我特別痛苦、失落，沒正事干，就天天學英文。

　　FW：您沒想到出國后自己根本沒機會演出，沒法從事您摯愛的藝術事業嗎？

　　朱：我走的時候35歲了，當時覺得自己已經不會再搞藝術了，美國誰也不認識我，誰會看我的演出？我知道去了以后我會很苦，但我是抱著來當學生的心態，不在乎有沒有舞臺。

　　盡管有心理準備，去了才知道，我還是太狂了，在國內人們那么捧著我，讓我覺得自己很偉大。今天反過來看，還不是因為那時候老百姓少見多怪。到美國后，什么音樂劇、搖滾樂，都是當時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藝術門類，美國人的音樂素養真不比我們專業人士差，我覺得自己特別渺小。

　　FW：我知道您一開始在國外拼命地打工，后來又經商，并未從事藝術行業，其間有沒有無奈？

　　朱：沒有。我無論干什么都能達到自己的極限，因為我熱愛所有我做過的工作，尤其是它還在未知狀態的時候，我是百分之一萬地要往里鉆。

　　剛到美國除了要上課外，我還要教中文、跳舞、鋼琴、太極拳，每天至少要打四份工，一直工作到夜里12點多，然后才回到宿舍做功課，但我從來不覺得辛苦。

　　客觀地講，到了美國我發現，不用說專門學藝術，我隨便走進一個大賣場，貨架上浩瀚的音樂磁帶，一天看都看不過來，生活就是學習。

　　現在來看，在美國的10年我得到的是我當年沒想到的東西，那就是對經營文化產業的認識。我本來想從美國學習表面上的藝術，但我現在做的文化園區和學校，恰恰是人家骨子里的東西。

　　回國辦學 邊辦邊賠 61歲仍為事業打拼

　　FW：1995年回國以后您就開始辦學了嗎？這件事說掙錢也能掙錢，但賠錢的也不在少數吧？

　　朱：最早做培訓班，后來開始辦學校。真正辦學的，誰說能掙錢？我們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都有，除了基本學費，整個過程都不再額外收費。但我們的雙語、藝術、文化課，包括我們的小班授課、國外交流，一切都是與國際接軌……

　　只要為孩子好的我們都做，只要是掙錢的都跟我們沒關系。所以我辦學當然是賠了，必須賠，從哪兒掙呀？

　　換一個思路想，我是賠了，但是我看重的是10年以后能出人才，我不看現在。我把我所有的積蓄、演出費、所有賺到的錢都放到辦學上。

　　這么說吧，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辦學不賺錢，但我要的是未來。辦學實際上是一種精神，我現在的努力就是為了讓我這個學校未來像清華那樣好。

　　FW：現在辦學又是您的第一事業了，可您已經61歲了，這么大歲數還為事業打拼，您兒子王玨支持嗎？

　　朱：從一開始，我兒子就是唯一支持我辦學的人。我到現在也這樣和他說：你不到40歲別結婚，先干事業。他現在不僅自己的音樂事業干得很好，也在和我一同經營學校。

　　你說我已經到了退休年齡，沒錯。但我就是不能忍受當一個家庭婦女，忍受庸庸碌碌的生活。我一旦離了工作，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使我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愛，永遠有理想，永遠有奔頭。

　　FW：9月23日“夢回1980”將重現30年前新星音樂會的盛況，您有什么感觸？

　　朱：當年那場音樂會，我還是剛見婆婆的小媳婦的感覺，一下子被媒體關注，然后忽然被大眾認可。

　　那時候我演出總是全身涂黑，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擠公交車從來沒人能認出我來，很有意思。到明年我已經從藝整整50年了，時代、心境變化太大了，只有我對藝術的熱愛從來沒變過。 本版文/特稿記者 邵靖

　　朱明瑛

　　1950年出生在沈陽；

　　13歲考入北京舞蹈學校，后進入東方歌舞團成為專業舞蹈演員；

　　26歲轉行成為歌唱演員；

　　1979年在中山音樂堂亞非拉歌舞晚會上演唱扎伊爾歌曲《愿大家都成功》；

　　30歲參加新星音樂會紅透全國；

　　1985年，赴美國經商；

　　1995年，回國辦學。

　　代表作：《愿大家都成功》(扎伊爾)、《愉快的旅行》(黎巴嫩)、《拜斯普薩》(埃及)、《花笠音頭》(日本)、《唱吧，唱吧》(美國)、《猜謎語》(印度)、《我的愛至死不渝》(巴基斯坦)、《回娘家》(中國)。

　　“夢回1980”演唱曲目

　　《回娘家》

　　《萬水千山總是情》

　　《咿呀呀歐雷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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